从税收法定主义看我国税收立法之不足

内容摘要：现代社会，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被各国所接受或采纳。本文阐述了该原则的具体内容。以该原则为对照，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存在着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例过大；立法粗疏，兜底条款偏多等不足之处，且税收执法中追溯执行较为普遍。这均与税收法定主义不符。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现阶段确立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构想。


关键词：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立法 立法缺陷 立法构想










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现代税法理论基本原则之一，为世界各国税法所吸纳。目前，我国税法尚未全面体现这一原则。笔者认为，在我国税收立法及执法中确立这一原则，对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提高我国税收法律地位，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历史渊源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亦称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法治思想和实践在税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其起始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当时，伴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英国国王的王权逐渐受到议会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制约。在1215年著名的《大宪章》中，议会迫使国王同意：“一切盾金及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许课税。”此即为“无承诺不课税”原则(1)。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第４条规定：“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为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当非法。”(2)从而确立了课税的立法权为议会专属。
1764---1765年，美国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率先做出决议：对人民课税依人民自身所为或他们的代表所为是防止过重课税的唯一保障，唯有人民代表才知道人民能负担何种租税，何种征税方法最易为人民接受。此即为“无代表则无课税”原则(3)。1787年的美国宪法全面贯彻了这一决定，国家租税的赋课征收权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力被赋予联邦国会。
法国于1789年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4条明确宣布：“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代表来调查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表示同意，有权监视其用途及规定税额、税源、征收方式和期间。”(4)以宪法的形式把赋课及征收租税的权力交给了人民及其代表。
现代社会，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被各国所接受或采纳。如日本宪法规定：“课征新税或变更现行的税收，必须依法律或依法律确定的条件。”(5)比利时宪法规定：“一切租税都依照法律征收，除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外，不得向公民征收国税、省税和市人镇税以外的一切杂税。”(6)
作为现代各国税法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基本原则，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税收的构成要素只能由法律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只能由法律明定；没有法律依据，国家不能征税，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该原则摄含两方面要义：一是对政府征税权的制约。税收乃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国家要履行必要的公共职能，为公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就必须采取一定的形式集中资源，课税即为主要形式。缴税便是公民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国家这种强制性权利如果不受有效控制，就可能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从历史上看，国家征税权的范围和界限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相互关系中冲突最激烈、矛盾最突出的领域之一，而税收法定主义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处理这种矛盾冲突的基本框架；二是税收法定主义还在于给公民的经济生活和法律行为提供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现代社会，税收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公民绝大多数经济行为都不得不将税收作为一条重要的指标纳入自己决策的参考因素。因而，预先知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将会有什么样的纳税义务，对公民的生活具有重要效能。而税收法定主义恰好能满足公民这一愿望，使之能在遵从税法规范的前提下凭个人理性和智慧去追求正当利益。
（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基本内容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内容，学者的理解大同小异。根据其起源及含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课税要素法定　其实质上所要解决的是税收立法权的归属问题。“实体法和程序法，就像法制的两个轮子，二者不可偏废。”(7)故课税的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都必须由民意代表机关制定，即由法律明确加以规定。没有法律的规定，政府无权向人民征税。引申而言，凡涉及人民财产权的一切课税要素，都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而不得授权行政机关决定，是为法律保留；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立法的效力。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所作出的一切征税决定无效，税务机关和执法机关不得执行，是为法律优先。
2、课税要素明定　凡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及征收程序的规定，都应当尽量地明确，避免出现歧义，以此保证税法能被准确地理解和执行。其要义在于防止税法中出现过于一般或过于含混模糊的概念和条款，减少因税法解释被滥用而发生侵害纳税人权益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给予有效限制，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而产生的不良后果。按照课税要素法定的要求，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执法权都是一种法定权力。而行政自由裁量权则是一种“自由”的权力，稍有不慎，就会滋生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现象。而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所造成的危害，绝不亚于行政违法导致的后果。因此，在税收立法中，应尽可能地使所使用的概念和所制定的条款意义明确，表达准确，并不得设置允许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条款。
3、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法定　系指当课税要素得以完全满足时，税务机关就必须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和程序依法征税，纳税人亦必须依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和方式缴纳税款。根据这一要求，没有法律依据，税务机关没有减免税的自由，更没有不征税的自由。它无权选择纳税人，更不得与纳税人达成任何变更课税要素或征税程序的协定。如此，则构成违法；纳税人如果不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和方式缴纳税款，则构成违反税法的事实，将依法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4、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　法律制度一般是适用将来的，溯及既往与现代法治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法无明文不处罚不符。就税法而言，溯及既往的条款将破坏税收法定主义内在机能的实现，因而不为税收法定主义所容纳。但溯及适用对纳税人有利的应该除外。如《俄罗斯税法典》规定：“任何税法的修改，不得溯及执行，对纳税人有利的应该除外。”(8)禁止类推乃模拟刑法罪名法定原则。一般而言，税法条款是刻板的、教条的，而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鲜活的。任何法律，都难以涵盖其所要规范的全部社会生活，且其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又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故在实践中，禁止类推适用将可能削弱税收负担公平的效果。但更重要的是，若不禁止类推适用，可能导致税务机关超越税法规定的课税界限。且类推适用仅仅是形式上的法律适用，而实质上却为其行使无此权限的立法权，因而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相悖的。
二、我国目前税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前文述及，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国家过程中逐步确立的。该原则的理论渊源，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创立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学说。该学说反对君权神授而力主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任何人必须服从他人的权威。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是完全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及行为方式。但是，自然状态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没有保障。因此，人们便相互缔结契约，个人都把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给社会公共机关，于是便建立了国家和政府。个人让渡给政府的部分财产权利即是赋税。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主张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而且永远属于人民，人民的意志是国家一切行为的根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主权及其派生的税权当然也属于人民。这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主张“国家主权在民”是一致的。尽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性质与资产阶级国家有所不同，但关于税收的地位和性质的原理是相通的。故在我国税收立法及执法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9)人民代表大会集中人民的意志，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制定法律的形式代表人民行使税权。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作为国家主权派生的税权，也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2003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第8条第8项规定，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制定。
但是，对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立法寥寥，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充斥
我国现行税收法律规范，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只有寥寥几部，绝大多数为行政机关制定。这与税收法定主义所强调的税收法律应由民意代表机关制定不符。自1980年至今，作为税收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只有两部。一是1980年9月10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后分别于1993年10月31日和1999年8月30日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修改；另一部是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作为一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一部，即1992年9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随后于1995年和2001年分别作了修改。而与此同时，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约30多件，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另外，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更是多如牛毛(10)。由此可见，国家行政机关几乎包揽了税收立法权。这一现象的产生，导源于1984年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1984年9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不难看出，这是一份无期限的空白授权书，结果，因这一纸授权书，造成了行政立法逐渐蚕食立法机关立法权的局面，且造成以下弊端：
1、导致我国现行税收法律规范的法律级次总体较低,影响税法的效力。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才能得到切实的遵守和执行。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崇高的地位，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军事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11)。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可以从立法主体上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有利于发挥国家强制力对税法实施的保障作用。只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才有领导、指挥、监督国家强制力的职权，有利于统摄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相互协调配合，共同负责实施税法。如果主要以行政机关作为立法主体，在上述诸方面必将大打折扣。
2、行政机关立法随意性大，稳定性差。由于行政机关立法程序比较简单，加之我国封建文化底蕴浓厚，这种文化底蕴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及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极易产生长官意识而导致随意立法，从而使所立之法稳定性差，且很难博得社会的认同，增加了执法的难度和成本。特别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立法，集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金的使用者为一体，这就决定了其关注更多的只能是自身职能的需要和税收法律规范的秩序价值。
（二）现行税法规范兜底条款偏多，立法粗疏
我国现行税法特别是实体法存在兜底条款偏多、表述不清及概念模糊等现象，而兜底条款又均授权行政机关解释确定，这不仅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关于课税要素应由法律明定之规定，也不利于税法的贯彻执行。例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扩大。该税种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纳税人最多的税种，同时也是征管难度最大、税款流失最为普遍的税种之一。究其原因，与作为规范该税种的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立法粗疏不无关系。该法仅区区14条、1500余字。其中构成税法主要要素的课税对象(12)、免税对象(13)、法定减征情形(14)都规定了兜底条款，并明文规定由行政机关解释确定，并且对直接影响税负的扣除标准(15)及程序要素中的征缴方式(16)均规定由行政机关明确。据笔者粗略统计，仅1994年1月至1998年10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安徽省地税局制定的关于个人所得税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达158件，约16万余字。“落一叶而知秋”。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规范之粗疏。这一现象的存在，造成了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规范不解释几乎无法据之执行的局面。于是，实践中作为税务机关直接执行依据乃财政部和各级税务机关制定发布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同时，又因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律规范中存在着层层授权的现象，又导致各地执行内容差异性较大，直接破坏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三）税务机关兼有税收立法权和税法解释权，致使追溯执行普遍存在
自1994年始，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横的方面看，税务机构自省级以下（含省级）分设为国家税务局系统和地方税务局系统。国家税务局系统实行垂直管理，地方税务局系统则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从纵的方面看，我国税务机构设置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一致，即国家税务总局、省级税务局、市级税务局、（市）县区级税务局和税务所。税收法律规范的主要执行机构乃县级及县级以下税务机关。由于国务院在实行分税制时强调：“中央税、共享税收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17)加上当时推行新税制时相当仓促，致使新税制操作性不强，以至于不得不由国家税务总局或国家税务总局联合财政部发文对新税制进行大量补充。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补丁税法”。由于我国税务机构设置达五级之多，故最高税务机关制定的涉税规章和涉税规范性文件到达主要执行机关---（市）县区级税务局及其以下税务所时，短则1月有余，长则达1年之久。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目前我国税收执法中普遍存在着追溯执行的可能。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税收立法无关，实质上却恰恰是由于我国最高税务行政机关拥有税收立法权这一与税收法定主义不符之现象所致；另一种追溯执行则是由最高税收行政主管部门所制定的涉税规定本身所致。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0年7月18日发布的《关于对青少年活动场所、电子游戏厅有关所得税和营业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0]021号）第二条规定：对电子游戏厅一律按20%最高法定税率征收营业税，第四条则规定一律调高50%的个人所得税定额。但文件最后却强调上述规定自2000年7月1日起执行。这种追溯执行显然加重了纳税人负担，于纳税人无利，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关于追溯执行须对纳税人有利之要求，因而与税收法定主义相违背。
三、确定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构想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发展目标，加之公民维权意识的觉醒和对民主法治的向往，确立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乃大势所趋。1999年青岛市路小军涉税诉讼案中，其律师张涛对国家税务总局的批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表示置疑。他认为：（1）原告路小军所得3万元系被侵权而获得的“赔偿金”，而我国现行税法中没有赔偿金应纳税的规定。（2）国家税务总局对路小军适用税法之个案批复无效。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十一）项规定：“其他所得是否纳税，由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国家税务总局的批复属越权行为(18)。无独有偶，2003年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杜力夫教授对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并明确宣布将为纳税人维权免费提供法律服务。他认为：《办法》中规定企业广告费用支出不得高于同期营业收入2%同样属于越权行政，越权当然无效。因为这一比例的确定应属企业财务制度调整范围，而该方面主管乃财政部而非国家税务总局。并同时指出，国家税务总局自行制定直接加重纳税人负担的涉税政策又指令所属下级税务机关执行，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差甚远(19)。以上表明，改变目前我国税收立法现状已迫在眉睫。笔者认为，确立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现阶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制定《税收基本法》，确立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
我国宪法仅在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种规定没有、至少没有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因为税收法定主义最早是于1989年作为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由谢怀?蜓芯吭苯樯艿轿夜?吹模??中邢芊ㄔ?982年制定时当然无从体现尚未有所认识的税收法定主义(20)。因此，制定《税收基本法》，对税收、税法中一些基本问题作出规定，并对我国税收法定主义作出明确表述，准确划分税收立法及执法权限，对税收法律规范的效力及立、改、废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使其成为我国税收法律规范的母法。对上能够与宪法相衔接，对下能够统领和指导其他的税收法律规范。鉴于该法在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代表赞同方能通过。
（二）立足现状，通过立法程序将现行较为成熟的实体性税收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层次
各种实体性税收法律规范直接规定纳税人纳税义务的多寡而与纳税人自己及国家利益休戚相关，理应为税收基本法律。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8项之规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制定。故应依法将国务院制定的各种税收实体性法律规范，依立法程序使之上升为法律，提升税法级次。国务院及财政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只能根据税法制定实施细则。鉴于这些执行性细则、规章有解释税法的功能，为防止其背离甚至任意歪曲税法原意，必须根据《立法法》和《税收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对细则、规章进行限制，使税法不因“二次立法”而面目全非。此外，考虑到目前我国尚处在改革阶段，经济生活复杂多变及税收法律规范技术性较强等特点，有必要允许授权立法的存在，但每次授权都要向社会公开授权理由，且授权仅限于个别事项，做到授权内容明晰，语言精确，期限明确。同时建立对被授权机关的立法监督机制。首先，对其所拟草案由授权机关进行初审，及时纠正其偏误。其次，规定被授权机关所拟草案须经授权机关批准方可生效。最后，明确规定取消授权的各种情形。
（三）提高立法技术，力求条款缜密
１、提高立法透明度 　首先，在各级税务机关增设纳税人服务处，长年受理纳税人有关涉税情况反映，包括对税收立法的倡仪、立法目的的确定及对现行税收法律规范的看法及观点等。然后由各级税务机关定期汇总至立法机关，作为立法机关制定立法规划的依据之一。其次，由立法机关采取特定的方式和渠道，广泛公布有关税收立法信息，使立法过程直面社会。对于在什么环节征税、征多少税以及减免税等重大问题上，都应充分征求广大公民意见，确保民众对立法事项的了解和立法过程的参与，包括纳税人可经法定程序对税法议案提出质询。最后，应在大众媒体上刊播税法草案，提请纳税人在特定的时间内采取特定方式表达其对草案的修正意见，并定期公布受理情况及拟处理办法，以确保广大公民参与立法的积极性。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
自治区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军人抚恤优待工作，维护和保障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促进军队建设，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境内入伍或驻本自治区境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人以及在本自治区境内居住的革命伤残军人、复员军人（含在乡的红军失散人员）、退伍军人、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和现役军人家属（统称优抚对象），依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
定，享受抚恤和优待。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家属”，是指军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和依靠军人生活的十八周岁以下的弟妹、军人自幼曾依靠其抚养长大现在又必须依靠军人生活的其他亲属。
第四条 在本自治区境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应当依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履行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第五条 自治区民政厅主管本自治区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地、市、县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
对在抚恤优待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死亡抚恤
第六条 现役军人死亡，按照死亡性质确定为：
（一）革命烈士；
（二）因公牺牲军人；
（三）病故军人。
其确定条件和批准机关按照国务院和民政部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现役军人死亡，由其持革命烈士、因公牺牲、病故证明书的家属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根据现役军人的死亡性质和死亡时的工资收入，发给一次性抚恤金。
一次性抚恤金的标准是：
（一）革命烈士的，为其四十个月工资；
（二）因公牺牲军人的，为其二十个月工资；
（三）病故军人的，为其十个月工资。
现役军人死亡时的工资收入，军官为职务薪金、军衔薪金和军龄（含工龄）薪金三项之和；军队文职干部为职务工资和军龄（含工龄）工资两项之和；未参加工资改革的军队离休干部为职务薪金、行政级别薪金、和军龄（含工龄）薪金和生活补贴四项之和；参加工资改革和授予军衔的
军队离休干部，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执行。
义务兵和月工资低于正排职军官的工资标准的志愿兵（包括专业军士、军士长）以及取得军籍的军队院校学员死亡时，按基准军衔为少尉的正排职军官的职务薪金（第二档次）和军衔薪金两项之和计发一次性抚恤金。
第八条 《革命烈士证明书》、《革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和一次性抚恤金按下列规定发给：
（一）有父母（或抚养人）无配偶的，发给父母（或抚养人）；
（二）有配偶无父母（或抚养人）的，发给配偶；
（三）既有父母（或抚养人）又有配偶的，证明书的发给由其自行商定，商定不成的，发给父母（或抚养人）；一次性抚恤金各发半数；
（四）没有父母（或抚养人）和配偶的，证明书按先子女后兄弟姐妹的顺序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发给子女；
（五）没有父母（或抚养人）、配偶及子女的，一次性抚恤金发给未满十八周岁的弟妹；
（六）无上述亲属的，证明书和一次性抚恤金不发。
第九条 立功和获得荣誉称号的现役军人死亡，增发一次性抚恤金，增发比例按《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办理。
荣立多等或多次功勋的按其中最高等功勋的增发比例计算，不累计折算提高功勋等次。
军人在服役期间，所在单位荣立集体功和获得荣誉称号的，军人死亡后，不增发一次性抚恤金。
军人在服役期间荣立功勋，但在退出现役后死亡的，不增发一次性抚恤金。
第十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家属符合下列条件的，经其户口所在地的县、市民政部门批准，享受定期抚恤金：
（一）父、母、抚养人、配偶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收入的，或虽有一定生活收入，但达不到当地一般群众生活水平的；
（二）子女未满十八周岁，或虽满十八周岁因读书或伤残而无生活来源的；
（三）弟妹未满十八周岁，依靠军人生前供养的。
上述家属中男满六十周岁，女满五十五周岁的孤老和未满十八周岁的孤儿，其定期抚恤金增发百分之二十。
第十一条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人员中，已享受原标准工资百分之四十的救济或享受退休、退职待遇的，其救济费或退休、退职金低于定期抚恤金标准的，补足差额部分的定期抚恤金。
第十二条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人员户口迁移时，应同时办理定期抚恤金转移手续。其户口迁出当年的定期抚恤金，由迁出地的民政部门发给。其次年一月后的定期抚恤金，由户口迁入地的民政部门凭转移手续，按本地规定的定期抚恤金标准发给。
第十三条 定期抚恤金的具体标准按照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相适应的原则，由自治区民政厅同自治区财政厅制定。
第十四条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人员死亡后，除发给死亡当月的定期抚恤金外，另加发半年定期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费，同时注销定期抚恤金领取证。

第三章 伤残抚恤
第十五条 现役军人伤残，按照其伤残性质确定为因战致残、因公致残和因病致残。评残的条件按照民政部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现役军人在服役期间致残，由军队规定的审批机关在医疗终结后，负责评定伤残等级，发给《革命伤残军人证》，退出现役后一般不再办理。但对符合评残条件确需补办评残手续的，按民政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调 退出现役后的革命伤残军人，没有参加工作的，发给伤残抚恤金；参加工作或者享受离休、退休待遇的，发给伤残保健金。
伤残抚恤金和伤残保健金，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县、市民政部门按照民政部、财政部规定的标准发给。
第十八条 参加工作领取伤残保健金的革命伤残军人是指：
（一）在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有正式工作的；
（二）在全民企业事业单位为正式职工、合同制职工的；
（三）在县以上管理的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为正式职工、合同制职工，生活有保障的。
上述领取伤残保健金的人员，所在单位不得以其伤残为由辞退或解聘，确需辞退或解聘的，应征得当地民政部门同意。其被辞退或解聘后生活水平低于当地职工的，可享受伤残抚恤金。
第十九条 革命伤残军人户口迁移，应同时办理伤残抚恤转移手续。其户口迁出当年的伤残抚恤金或保健金，由迁出地的民政部门发给。其次年一月后的伤残抚恤金或保健金，由户口迁入地的民政部门凭《革命伤残军人证》和转移手续发给。
第二十条 退出现役的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的护理费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享受离、退休待遇的，由发给离、退休费的单位发给护理费；
（二）不享受离、退休待遇，需分散供养的，由其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发给护理费，需集中供养的，不发护理费。
第二十一条 退出现役的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需分散供养的，由其原籍户口所在地或配偶户口所在地的县、市人民政府按下列办法接收安置：
（一）安置地点可在县城、乡（镇）所在地或农村；
（二）安排号住房，新建住房应包括卫生间、厨房，建筑面积四十至四十五平方米，建房所需费用由县、市财政解决；
（三）口粮按照当地干部的定量标准，由国家供应；
（四）配偶、十八周岁以下的子女、已满十八周岁在校读书的子女和残疾子女是农业人口的，可以转为城镇非农业人口，国家按城镇居民定量标准供应其口粮；
（五）安置地的县、市卫生部门负责发给公费医疗证，并指定就医医院。因伤病需转外地治疗的，应取得指定医院和县、市卫生部门及民政部门同意，医疗费由公费医疗经费开支，生活费由民政部门给予补助。
第二十二条 革命伤残军人死亡后，从第二个月起停发伤残抚恤（保健）金和护理费，同时注销证件，留作留念。原领取伤残抚恤金的，由民政部门发给丧葬补助费；原领取伤残保健金的，由其所在单位发给丧葬补助费。丧葬补助费按照当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同类标准发给。
因战致残的革命伤残军人，医疗终结评残发证一年内因伤复发死亡的，追认为革命烈士，由民政部门按照革命烈士的抚恤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
革命伤残军人因战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一年后因伤复发死亡和因公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后因伤复发死亡，原领取伤残抚恤金的，由民政部门按照因公牺牲军人的抚恤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的待遇；原领取伤残保健金的，由其所在单位按因公（工）
死亡人员的规定予以抚恤。
革命伤残军人因病死亡，原领取伤残抚恤金的，由户口所在地的县、市民政部门另增发半年伤残抚恤金，作为一次性补助，其中因战因公致残的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的家属，享受病故军人家属的待遇；原领取伤残保健金的，其抚恤办法按其所在单位有关病故人员的规定予以办理。



第四章 优待
第二十三条 对义务兵家属，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人的家属，未参加工作的伤残军人、带病回乡长期不能参加劳动的复员退伍军人，应给予优待。
第二十四条 属农业户口的义务兵家属的优待金，按每年每户不低于当地县（市）农民上年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发给。义务兵入伍前是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含合同工）的，由所在单位按其入伍前标准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发给其家属优待金。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人家
属的优待金，由县、市人民政府确定具体标准发给。
第二十五条 义务兵在服役期间，获得荣誉称号或立功的，可加发奖励金，具体办法由县、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六条 一户中有多名义务兵的，按一名为一户类推计算发给优待金。
第二十七条 义务兵家属享受优待金的期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的义务兵服现役的期限。超期服役的，凭部队团以上机关的通知，可继续发给；义务兵转为志愿兵或提干后，即停止享受优待金。
第二十八条 优待金由义务兵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民政部门发给。
义务兵入伍后，其家属户口迁移的，户口迁出地的民政部门负责发给当年的优待金；户口迁入地的民政部门，从第二年一月起按当地规定发给优待金。
从地方直接招收的军队院校的学员和部队文艺体育专业人员的家属，不享受义务兵家属的优待金待遇。
第二十九条 县、市民政部门统一管理优待金，建立专门帐号，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和群众的监督。贪污、挪用优待金的，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 民政部门管理的优待金按下列范围使用：
（一）发放当年的优待金；
（二）支付现役军人立功的奖励金；
（三）提取百分之三至五的金额作为收集优待款（粮）的酬劳费；
（四）召开优待金兑现大会和优待工作先进表彰会的费用。
第三十一条 因战、因公致残，领取伤残抚恤金的革命伤残军人伤口复发，经批准到外地治疗或安装假肢的，其交通、食宿费用和住院治疗期间伙食费由县、市民政部门给予适当补助。
领取伤残保健金的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其所在单位的医疗待遇，因伤口复发需医疗和经批准需在外地安装假肢的，交通、食宿费用由其所在单位按公（工）伤待遇办理。
领取伤残抚恤金的二等乙级以上（含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卫生部门的公费医疗待遇，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卫生部门发给公费医疗证件，并指定就医医院。医疗费用实报实销。
领取伤残抚恤金的三等革命伤残军人，因伤口复发治疗所需医疗费，由当地民政部门解决；因病所需医疗费本人支付有困难的，由当地民政部门酌情给予补助。
革命伤残军人因伤残需配制假肢、病理鞋，由户口所在地的县、市民政部门审批，配制代步三轮车，由自治区民政厅审批。购买上述器械所需费用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县、市民政部门开支。
第三十二条 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现役军人的家属以及带病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因病治疗而无力支付医疗费的，由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卫生部门酌情予以减免。
第三十三条 革命伤残军人乘坐国营和集体的交通工具，凭《革命伤残军人证》优先购票，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减收票价的优待。
第三十四条 优抚对象在与其他群众同等条件下，在下列方面享有优先权：
（一）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录用职工；
（二）幼儿入托；
（三）学校、培训班录取学生和学员，享受助学金，中、小学学杂费的减免；
（四）发放扶持生产和社会救济的款物；
（五）贷款；
（六）供应农业生产资料；
（七）分配和购买公有房屋；
（八）分配和购买农村建房用地及建筑材料。
第三十五条 农业户口的革命烈士家属，符合当地劳动部门招工条件的，由户口所在地的县、市民政部门提出意见，同级劳动部门审查批准，安排其中一人到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所需劳动指标由劳动部门从招工或自然减员指标中优先解决。
第三十六条 自治区中等专业学校、高等院校招生时，对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录取的文化条件应适当放宽。其放宽的幅度，按照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执行。
革命伤残军人报考学校，录取的身体条件，以不影响所报专业的学习和生活为限。革命伤残军人毕业生的工作，原户籍所在地的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安排。
第三十七条 家居城镇未随军的现役军官、志愿兵家属住房有困难，其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按本单位双职工待遇解决；无工作单位的，由户口所在地的县、市房管部门安排解决。
第三十八条 经军队师（旅）级以上政治机关批准随军的现役军官、志愿兵家属，驻军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户。随军前有正式工作的，驻军所在地的劳动、人事部门应予安排工作。
第三十九条 未参加工作的复员军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户口所在地的县、市民政部门审批，按照自治区民政厅和财政厅制定的标准，给予定期定量补助：
（一）孤老的；
（二）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困难的；
（三）带病回乡不能经常参加劳动，生活困难的。
带病回乡、长期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生活特别困难的退伍军人和经县、市人民政府认定的红军失散人员，按照前款规定享受定期定量补助。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条 优抚对象被判处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或者被通缉期间，停止抚恤和优待。服刑期满、恢复政治权利后，经地、市民政部门批准，可恢复原来享受的抚恤和优待。
对司法部门认定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应报自治区民政厅批准，取消其抚恤和优待。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第四十二条 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和因参加军事训练伤亡的民兵及其他人员，其抚恤参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前有关军人抚恤优待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1993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