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明律师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shm172

尽管媒体报道中杨佳是证据确凿的“犯罪嫌疑人”，在网络世界里，杨佳并非十恶不赦，反倒是很多人眼里的“侠士”和“刀客”。一个“犯罪嫌疑人”在短短几天之内，互联网上竟冒出“杨佳博客”、“杨佳圈”、“杨佳吧”，为其鸣冤叫屈的声音不绝于耳。为什么主流媒体与网络世界中的杨佳有如此大的反差，这个问题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一 、 从“杀人犯”到“杨一刀”
2001年张君系列抢劫杀人案发生时，没有人同情张君，因为他杀人是为了敛财，是在行谋财害命的勾当；2006年邱兴华案发生时，人人对其咬牙切齿，因为他在滥杀无辜，他杀害的10人中，6名是庙主持及管理香火事务人员，4名是香客。这些人或为一己私利，或性情暴戾，内心世界充满着无知与贪婪，说他们是“杀人犯”一点不为过。
一个80年代的年轻人杨佳，只身闯公安局，手刃十人，致死六人，从行为上看似乎过之，但人们少有把杨佳描述成“杀人犯”者。杨佳是人，死的警察也是人，生命都是无价的。一命抵六命尚有不平，为何为死者叫屈的声音弱小，为凶手喊冤的呼声很高，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音调呢？
在人们心目中，“刀客”和“侠客”是行侠仗义的，武功高强，一身正气，专爱替别人打抱不平。这些杨佳都不具备。论骁勇凶悍他不如张君，论冷漠残暴他不如邱兴华，他也不是为别人打不平，而是为自己求公道。按理说，这样一个人，很难与侠客扯上边，可网上就有人称其为“杨一刀”，似乎他干的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种似乎颠倒黑白的逻辑，背后到底隐藏些什么？
二、崇尚“私力救济”是社会的病态
“侠士”是古代社会的产物，他们藐视王法，凭一己之力反抗社会，这种寻求正义的方式始终不是主流，也不是常态。“侠士”之所以为很多人所推崇，在于他们行别人不敢行之事，他们的所作所为能够发泄出对人们对社会的种种不平与不满。这种“私力救济”方式就算十分公正也为法制社会所不容。因为除了法律的审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这是文明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命题。
杨佳案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给我们带来些什么信号？是折射出人们对法律正义的怀疑，还是对行政机关执法严明的微言？
社会矛盾天天发生，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普遍规则，作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一旦颁布实施就应得到普遍遵守，没有人能超越法律之上，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民知法守法，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以法定的程序依法解决，这才是和谐社会该有的常态。在法治的社会，要有法律意识高于一切的公务员队伍，有法制理念的公民，有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舆论导向，有代表公民与权利抗争的律师，有公正裁判的法律守卫者法官。在矛盾发生时，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守护法律的正义。
人人守护法律是文明社会的常态，也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保障。在法律受到藐视，私力救济备受推崇时，一定是社会机器的哪个部件有了毛病。因为司法和行政机关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所以最容易让人对法律产生怀疑的，一是行政机关的执法犯法，二是司法机关的裁判不公。
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不公对社会而言也许是万分之一，对单个个体确是百分之百。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不公会让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仰，对寻求法律解决纠纷的热情大大降低，思维容易出现“返祖现象”，他们一旦产生法律不能对抗权利，个人不公难以申诉，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念时，以“私力救济”方式反抗社会的动机自然产生。
私力救济受到推崇是一个可怕的信号。
美国是一个可自由持枪的社会，如果中国容许自由持枪，有那么多人崇尚“杨佳”，哪怕有万分之一的人效仿，将会是多么可怕的后果。
三、谣言止于公开透明
杨佳案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不同声音，在于人们对案情存在太多的疑问，警察到底是否殴打了他，是否打成残疾，杨佳是否申诉无门，为何没杀保安？为何放过女警察？尽管有关部门再三有新闻发布，但仍难消除人们的疑惑，况且杨佳一无犯罪前科，二无暴力倾向，犯罪的动因难以作出合理解释，人们的同情大于愤怒的不正常心态就自然产生。
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我说：谣言止于公开透明。想一想，汶川地震如果封锁消息会是什么结果，会有全国人万众一心的局面吗？不要忽视群众的判断力。在我看来，杨佳案真相大白的最好方法是让杨佳对着媒体开口讲话，让杨佳的家人对着镜头辩白伸冤。如果让他们把该讲的话都讲完，公安机关再拿出自己依法行政的证据，什么事情不都清楚了吗？遮遮掩掩会让人雾里看花，自然风声四起。
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人们自然能分辨是非，美国有陪审团制度，任何公民都可能以陪审员的身份，在法庭上以自己的目光审视事实，以自己的判断作出裁决，在他作出判断的那一瞬间，他对法律的尊敬油然产生。
这么多人对杨佳抱以同情，我认为其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出于对事实真相的怀疑或者不明。公开透明是公平公正的保证，如果能以此为契机，让杨佳走上镜头说话，而不是通过新闻发言人说话，在杨佳没有受到殴打的真相明了之后，会有这么多人同情杨佳吗？不会，一个智力健全的人都有是非判断能力。
四、记者和律师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剂
很多官员不喜欢记者和律师，因为这些人喜欢找歪。
其实，社会的和谐离不开这两类人。
记者告诉人们事实真相，让人们理智地去判断，不至于被谣言和谎言所迷惑；律师让社会矛盾得合理的解决渠道，不公得到合理的宣泄，不至于走向失去理智的极端。他们是良药，苦口而有利于根治社会的痼疾，宏观上看，他们都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剂。
设想一下，如果杨佳真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去找律师，以法律手段维权，或许道路艰难，起码事实真相明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律师会锲而不舍地引导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加上现在媒体这么发达，最终会寻求到法律的公断，他或许不会走向极端。
再设想一下，如果杨佳真的受到不公正待遇，他寻求媒体帮助，有媒体介入调查报道，以现有媒体的力量，问题也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可惜的是，在事件发生后，杨佳既不相信媒体的力量，也不相信法律的威严，他所看到的是社会的不公或者对强权的无奈，最终选择私力救济反抗社会的方式，有人称之为弱者的强音，在我看来是社会法治理念的失败。
至今少有律师介入后依然发生的恶性事件，也少有媒体报道后依然发生的恶性事件。为什么？人的情感需要宣泄，人的不平也需要得到宣泄。舆论作为民意的宣泄口，律师做人个人对抗强权的宣泄口，充当着润滑社会矛盾的作用。
杨佳案给我们留下一头雾水。也给政府部门敲响了警钟：对某个人的不公，任何事件的不公开透明，认为律师记者之流挑刺是损害政府威信，如此习惯性的看法，会把社会矛盾推向极端，最终伤害的政府的公信力。
但愿杨佳案能让一些人改变观点，不再戴有色眼睛看记者和律师。

张绍明律师
2008年7月8日于武汉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律师辩护

唐青林


一、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４］１９号）第七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十五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按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三倍定罪量刑。

　　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商业秘密权利人对商业秘密所拥有的合法权益以及受国家保护的正常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本罪侵犯的对象是商业秘密。
　　所谓商业秘密，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侵犯商业秘密罪首先要认定对象是否商业秘密。
　　因此必须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商业秘密所规定的要件。所谓“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该信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的，所谓“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是指该信息有确定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
　　所谓“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包括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围，只对必须知悉的相关人员告知其内容；对于涉密信息载体采取加锁等防范措施；在涉密信息的载体上标有保密标志；对于涉密信息采用密码或者代码等；签订保密协议；对于涉密的机器、厂房、车间等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提出保密要求；确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通过反向工程破解出他人的技术秘密，算不算侵权？是否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所谓“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的规定，通过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的，不认定为侵犯商业秘密。但是，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业秘密之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的，不予支持。
　　关于通过反向工程破解出他人的技术秘密，算不算侵权的问题，一些地方高级法院也有类似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业秘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4]第3号）第十六条规定，通过反向工程获取商业秘密的，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但产品系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除外。
　　( 二 )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根据《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客观要件包括：
　　（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与权利人有业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四）权利人的职工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五）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 三 )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备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单位亦能构成本罪主体。
　　单位犯本罪的，对其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本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四 ) 主观要件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有意识地通过多种手段侵犯商业秘密。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出于何种动机而实施犯罪，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只是量刑时可考虑的情节。

　　三、深圳华为公司离职工程师侵犯商业秘密罪被判刑案
　　1997年5月，王志骏、刘宁被华为公司聘用，1999年，秦学军被华为公司聘用。3人均曾任职硬件工程师，并参与了华为公司光网络设备的研发工作。在职时，他们也分别与华为公司签订了《员工聘用协议书》和《员工保密合同书》，承诺除履行华为公司职务需要外，未经该公司书面同意，不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泄露该公司技术秘密或其他商业秘密，也不在履行职务之外使用这些秘密信息。
　　2001年8月至同年9月间，刘宁、秦学军、王志骏分别以个人求学或家庭原因为由，先后申请辞职，离开了华为公司。3人辞职时，均与华为公司签订了《离职员工承诺书》，承诺不带走从华为公司获取的任何保密资料，未经华为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透露该公司的商业秘密，不擅自使用华为公司商业秘密或利用华为公司商业秘密从事经营活动，自离职之日起1年内不在与华为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工作。
　　2001年7月，尚在华为公司工作的王志骏、刘宁就与贝尔公司在深圳市、上海市等地进行商谈合作开发生产盒式2．5G光网络设备事宜。同年11月7日，王志骏、刘宁各出资人民币25万元，在上海市成立了沪科公司，并聘用了秦学军等20多名原在华为公司从事光网络技术研发的技术人员进入沪科公司工作。同年11月8日沪科公司与贝尔公司达成协议：由沪科公司提供盒式2．5G的光网络设备技术，贝尔公司则每月向沪科公司提供研发费用人民币588010元，并负责组织生产及销售；产品利润由沪科公司与贝尔公司三七分成。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认定3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其中王志骏和刘宁为主犯，各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各处罚金5万元，秦学军为从犯，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3万元。
三被告不服，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法院于2005年5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作者：唐青林，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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