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诉辩交易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种种社会原因，犯罪率居高不下，为了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解决日益增多的案件，美国一些大城市的检察官开始用协议和交易的方式，换取被告人“认罪答辩”。由于这种结案方式快捷灵活，因而在联邦和各州得到广泛采用。但是，一直是在私底下进行的。直到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正式确认了诉辩交易的合法性。美国1974年修订实行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明确的将诉辩交易作为一项诉讼制度确立下来。虽然在其发展中遭到一些非议，但当今美国犯罪率高、监狱人满为患、刑事诉讼程序花费惊人等现状，成为诉辩交易发展的温床。据有关人员统计，目前美国有89%以上的刑事诉讼案件需要通过诉辩交易进行，著名的李文和案也是通过诉辩交易来解决的。
一 诉辩交易制度的含义
诉辩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为诉辩谈判或者诉辩协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因为控辩双方都争取有利于己的最佳条件，协商谈判的过程就会出现讨价还价的局面，双方都会要作出不同程度的让步，因而称之为诉辩交易。诉辩交易是在美国广泛适用的处理刑事案件的一种诉讼方式。
美国诉辩交易制度的内容通常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指控交易，是指检察官同意以比原指控要轻的罪名对被告人进行指控，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二是罪数交易，是指当被告人犯有数个罪名时，检察官以只对其中一罪进行指控，而撤销对另一些罪名的指控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三是刑罚交易，是指检察官以同意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建议对被告人科处其同意的刑罚，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通常在检察官许诺作出上述一钟或者多种形式的让步之后，只要被告人接受并作出有罪答辩，即达成诉辩交易。
从美国诉辩交易的实践来看，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诉辩交易适用的案件范围很广。不仅适用于轻罪案件，而且还适用于包括一级谋杀罪在内的重大刑事案件。其二，诉辩交易可以进行的期间较长。不仅在起诉之后到开庭审判之前的阶段可以进行，而且在逮捕之后直到审判终结之前的整个过程都可以进行。
二 美国诉辩交易制度产生的基础
诉辩交易在美国的产生与发展，绝不是偶然现象。它是美国特定社会环境和司法实践的产物。学者们一般认为，诉辩交易制度在美国的存在至少有以下两个基础：
1、当事人诉讼主义理念。美国广泛采用的诉辩交易的作法，虽然是迫于与犯罪作斗争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但它们必然表现出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的一些本质特征。在美国当事人主义含义颇多，单就与诉辩交易制度产生的相关性而言，至少包括两点：当事人处分原则和法官消极性原则。当事人处分原则，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或标的物。美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罪状认否程序”就是当事人处分原则的体现。诉辩交易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程序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法官消极性原则是指对于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只要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法官只须照此予以认定，而不必追究其是否真实。因此说诉辩交易也体现了法官对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选择的尊重。
2、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在美国，没有统一的检查系统，联邦和各州的检察机关各自独立，自成体系。检察官可以自由地把法律适用于他的辖区并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美国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为诉辩交易的盛行从制度上提供了便利条件。正因为检察官拥有了减少、减轻控诉和刑罚的权力，才有了与辩方交易的资本，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从而以较高的效率应付堆积如山的案件，确保整个司法体系的正常运转。
美国在刑事诉讼中大量采用诉辩交易，使案件的定罪与量刑能同时得到迅速而彻底的解决，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避开了冗长繁杂的审判程序，避免了审前羁押阶段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大大缩短了刑事案件的处理时间，提高了整个司法体系的营运效率，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以节省。甚至有人认为，如不充分运用诉辩交易，美国刑事审判制度就会崩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诉辩交易制度在美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股东有话想说，建议权、质询权更加重要！

作者：曲峰，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通商研究所法律专家，qufeng2008@126.com

关键字：股东话语权，建议权、质询权，表决权，公众股东诉讼权利

刊载于：中国管理传播网，链接：http://manage.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181



　　时下，股东有话想说，打破了市场中默默无语的沉寂局面。政策方面虽然赋予了股东通过表决进行说话的方式，但是对于小股东其它话语权的行使，在方式上仍然有些狭窄。比如，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的行使方式，就触及到了维权路上的处女地。下面的这个案例，让作为律师的笔者有些不知所措。

　　案情介绍：

　　2005年7月11日，上海通商投资研究所朱长春先生、陈浩先生，以流通股股东身份向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600555）发送了一份《股东专函》。二人凭借经济学常识和经验研究发现，茉织华公司的经营、管理上存在瑕疵，治理结构亦有一定缺陷。管理层极有可能在实施经营、重大决策、关联交易等行为过程中，影响或损害到股东净资产权益和二级市场市值权益，且其中部分决策行为（如委托理财行为、资产出售行为等）已经损害了股东利益。7月20日，朱、陈二人与茉织华公司董秘许鸣放先生进行了交流，并提出了公司治理的科学性建议及对潜在威胁公众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纠正的有效方法，希望能够得到公司重视并尽快得到答复。两日后许先生回复，其以正在接受证监会调查、不便答复为由而拒绝。

　　无奈之余，建议和质询均被漠视的朱、陈二人，想到了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遂找到笔者。笔者接受该案并分析后认为，此类案例虽少、但法律对此仍有明确规定。股东行使建议权、质询权明明有法可依，赫然遭到上市公司及董事会的“白眼”，维权心潮毅然。作为该案的“操盘手”义无反顾的建议，唯有维权志士操戈抗击，才是柳暗花明的权宜之计，以求宽慰和树立典范！随后，2005年8月5日笔者作为代理律师一纸诉状将茉织华公司及其董事会告上了法庭。

　　2005年8月15日，笔者收到了来自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的《通知单》，而其中结果，实在让笔者有些匪夷所思！《通知单》中称：“有关民事诉状已收悉。有关朱、陈二位当事人请求茉织华公司履行对于股东建议和质询意见的答复义务；停止对于建议、质询权利的侵害；并要求董事会履行提案听取建议和质询及公开赔礼道歉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请求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特此告知，并退还诉讼状。”为此，诉讼维权再一次遭到拒绝。

　　“话语权”学说本身属于社会学中的理论，而从法律上解释 “股东话语权”，应当包括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三个层面。但是，表决权似乎成为了证券市场中关注的焦点，立法相对较多。对于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在行使范围、方式、以及侵权救济、诉讼权利等规定上，存在立法不足之处，不得不说有些泛泛。早在1993年《公司法》颁布当初，便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现行的《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份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可见，虽然将股东建议权、质询权与查阅权共置于同一法条，但立法本意就赋予了“股东话语权”。同时，随着证券市场发展，证券类法规和证监会规章等也能捕捉到有关股东建议权和质询权相关之规定。但是现今，部分学者研究此类理论，则产生了两种分歧意见。

　　一种法律学说认为，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甚至包括提案权）的行使，应当属于表决权延伸的范畴之内，三者相辅相成；行使方式也只能透过表决权在股东大会上提及，建议和质询内容不能超过会议议题的范围、且限于经营上的问题；另外，认为这两项权利会有滥用之嫌，不能随便赋予因无法行使而提请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否则会带来证券市场的不稳定。

　　另一种法律学说认为，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应当独立于表决权，属于并列关系的股东权利范畴；在行使方式上股东可以随时行使该权利，而不论股东大会（包括临时会议）在开会或闭会期间。对于建议和质询的内容并不限于会议议题内容，包括经营、管理等多个层面。另外，对于诉讼权利应当与法定权利相对应，为了主张权利被侵害或不能行使，而请求司法机关调整争端和划清民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笔者则赞同第二种观点。首先，三权受到的对待并不公平。现实中，流通股股东的维权意识不强、参与股东大会的热情不高，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广大中小股东并没有真正成为证券市场的主人。法律赋予建议权、质询权是在12年前，当初的立法并没有考虑到中小股东的参与热情问题，但立法本意就是把这两项权利独立于表决权。1997年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三十五条中的第（四）项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均可见建议权、质询权的特殊意义和功效。同时，按照中国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对于董事会等代理人成员的勤勉尽责义务，股东进行建议和质询也是符合这个学理的。2002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建立能够确保股东充分行使权利的公司治理结构。”如果说市场初期，是因为股东未建立此类意识尚可理解，那么现今，则只能说强化表决权不足以建立健全股东行使其他权利（包括建议权、质询权在内）的治理结构。

　　其次，对于建议和质询在范围和方式上都应当适用广义的理论。我国规定了有关会议议题事先明确的制度。所以在表决权问题上，表决事项内容是狭义的。若建议和质询局限于会议议题的话，即便在大会上当场建议和质询，并不影响会议议题的召开和表决，更扭转不了高比例赞成票数的决议结果。另外，除了把建议和质询内容界定为狭义以外，如果再限定于股东大会召开之时，则把行使方式也界定为狭义理论。1997年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七十三条规定：除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董事会和监事会应当对股东的质询和建议做出答复或说明。按照这样的立法，当场的答复和说明虽然有机会提升否决率，但是根本改变不了会议召开和决议的结果。甚至，上市公司作为答复者可以“非会议议题”为由，拒绝当场答复和说明。可见，内容上和方式上的局限性，不仅无法体现建议权的进言献策功效，也无法体现针对非会议议题质询的目的，更无法体现行使质询权带来的监督、制衡作用。

　　再者，建议权和质询权是否存在滥用的问题，立法上的不足，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但凡建议者、质询者一律视作“闹事者”，则确实有些宽泛。所以，有志于上市公司建设的智者行使建议权、质询权遭到漠视，法院再不予保护，则这两项法定权利岂不是形同虚设！另外，从法理上看，诉权更是法律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只要是符合诉讼条件，就是合法权利的行使，不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问题。法院也不能以该类矛盾可以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如信访）解决为由，或者以具有公众特性为由，禁止或不予受理此类诉讼。在法制建设和证券市场建设进程中，股东维权诉讼多数还是有相当的社会效应的，对法治和权利的实现有着助推作用。

　　诚然，股东话语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而具有受保护之重要意义，但相关案例却凤毛麟角。甚者司法实践中，因上市公司的公众特性，维权者总是遭到“特殊对待”！几年前的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引起了法学界的争论。如果说中小股东维权只有经过这样的洗礼才能换来诉讼救济权利的话，那么在证券市场日益成熟、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这也是证券市场进步的一种表现。面对维权智者们的坚持不懈，只有赋予小股东的诉讼权利实现制衡和司法救济，才能使得建议权、质询权从虚拟权利转变为现实权利，真正实现保护公众股东权益和发挥他们的积极参与热情。

（作者曲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电话：021-54071999*222/54071975直线，电子邮件：qufeng200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