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和济南市创新型城市建设县(市)区、高新区考核办法(暂行)的通知

文件号:济政办字〔2007〕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济南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济南市创新型城市建设县(市)区、高新区考核办法(暂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O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济南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试行)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实现我市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工作部署,特制定本评价指标体系。
　　一、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国家自主创新战略为指导,以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济南市创新型城市建设规划》为主要依据,坚持可比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为全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评价依据。
　　二、体系框架
　　该评价指标体系由“济南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济南市创新型城市建设县(市)区、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组成。
　　(一)济南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旨在全面、有效、及时地反映我市城市创新的整体推进情况,由三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3个(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绩效),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44个(详见附表一)。
　　(二)济南市创新型城市建设县(市)区、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旨在监测、评价各县(市)区、高新区的创新能力,由19个指标组成(详见附表二)。
　　三、实施方法
　　(一)数据来源。现行统计报表制度中可以获取的资料,由市统计局负责加工整理;现行部门报表制度中可以获取的资料,由政府各职能部门负责提供;现行报表制度难以获取的资料,按照政府部门职责分工组织专门调查。统计部门负责最终数据的审核、汇总及评估。
　　(二)计分方法。综合评价分为总量评价与增幅评价,其分值各占50%。具体方法是:分别按不同群体进行排序,按名次排序递减计分。以2005年为基期进行首次评价。
　　(三)评价频率。鉴于评价工作的复杂性及评价指标数据的相对稳定,每年进行两次。

济南市创新型城市建设县(市)区、高新区考核办法(暂行)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实现我市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充分发挥考核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济发〔2006〕9号)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创新型城市作为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创新型国家宏伟战略目标的前提和基础。本办法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为指导,以建设创新型城市为目标,以考核为手段,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评价,鼓励先进的原则,注重以整体创新能力评价为主,鼓励增加社会科研投入,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创新平台建设,鼓励创新主体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联合研发、技术引进水平的提高,通过考核把我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二、考核对象
　　各县(市)区、济南高新区。
　　三、考核内容及评分说明
　　按照《济南市创新型城市建设县(市)区、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执行。
　　四、考核的组织领导
　　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全面负责创新型城市建设考核工作,具体组织协调和处理有关事宜,及时调度和通报主要考核内容完成情况。
　　五、考核的实施办法
　　从2006年起,每年考核一次。每年年底由各县(市)区、济南高新区自查申报,如实总结完成考核内容的具体情况。由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推进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组织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推进委员会成员单位的代表及专家组成考核小组,按照考核内容认真核实评定。六、考核结果及运用考核结果由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汇总后报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推进委员会,以适当形式通报,同时作为对县(市)区、济南高新区主要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对于在目标考核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以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


　　入户盗窃犯罪案件高居我国刑事案件之首，其比一般的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主观恶性更严重，严重威胁着人们家庭生活的和谐与安宁。然而，刑法修正案(八)仅将入户盗窃等行为方式作为盗窃罪的一般处罚情节。因此，笔者认为应给予入户盗窃犯罪比一般盗窃犯罪更为严厉的处罚。

　　一、“入户盗窃”中“户”的认定

　　入户盗窃中的“户”是指用于个人家庭生活所用的、具有相对的封闭性、私密性特征的住宅或者住所。其应当具备如下四个特征：

　　第一，“户”应当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前述司法解释将这种封闭性规定为“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这便将住所与面对不特定人开放的营业性场所区别了开来，将后者排除在“户”的范围之外。

　　第二，“户”应当具有家庭性。家庭一般是指由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者收养关系或共同经济为纽带结合成的亲属团体。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刑法将“入户抢劫”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形，将入户盗窃规定为独立的盗窃罪类型，其规范目的即在于维护“家庭”这一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法益。因此，刑法意义上的“户”，应当与家庭生活相联系。这就使“户”具有了与户内人员紧密相连的人身属性，将“户”从单独的场所、物的概念，深深打上了人的烙印，成为了特定人的人身的外延性利益。

　　第三，“户”应当具有生活性。这可以理解为“户”的延展性特征。所谓生活性，通常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居住成员间具有比较固定亲属关系；二是居住的成员以“户”为纽带而共同生存和发展。生活性体现了“户”的功能属性，使“户”成为家庭成员生存繁衍、共同居住休憩的场所。“户”的这种生活性特征也成为区分户内户外人员的一个标准。

　　第四，户应当就有私密性。正如前文所述，“户”是用于特定的家庭成员及其近亲属居住、休息、生活的特定场所。许多关系个人的私密性生活行为都要在户内进行。而且“户”对于个人的生活紧密相关，许多涉及个人隐私的物品以及生活方式是不应当随意让户外之人所获悉的。这就决定了“户”对于家庭成员而言就有了私密性。

　　因此，入户盗窃中的“入户”就是以基于实施犯罪的意图，非法侵入他人用于家庭生活的、具有相对封闭性、私密性的个人住宅或者住所的行为。

　　二、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入户盗窃”的意义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规定为独立的盗窃类型，具有重要意义。将入户盗窃作为一种独立的盗窃形式予以规定，取消数额的限制，降低入罪门槛，对于遏制入户盗窃行为将起到重要作用，这将提高入户盗窃的犯罪成本，有效打击利用盗窃罪的数额限定和次数限制等缺陷实施盗窃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对“入户盗窃”者将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入户盗窃行为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将入户盗窃作为盗窃罪的独立形式，能够正确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能够充分保护应当保护的个人利益，切实保障公民以住宅为延伸的人身权利，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司法实践中，也便于司法机关及时有效的处理“入户盗窃”的犯罪行为。可以说，刑法修正案（八）对于盗窃罪的完善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进步。

　　三、入户盗窃立法规定的不足

　　在我国的刑事案件中，侵犯财产的案件比例最高、比重最大，而在财产犯罪案件中，入户盗窃案件所占的比重一直高居首位。入户盗窃案件的高发率，严重扰乱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败坏社会风气，降低人们对政府这一公权力威信的信赖。加上入户盗窃还极容易引发其他犯罪，严重威胁着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所以，笔者认为入户盗窃行为比一般的盗窃行为具有更大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然而，我国原盗窃罪的立法规定并未对入户盗窃行为做出专门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依据盗窃罪的入罪标准对入户盗窃行为进行定性评价和处罚。忽视了“入户”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而降低了比一般盗窃行为更具危害性的入户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笔者认为应将二者区别对待，罚当其罪，真正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入户盗窃等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但是这些行为方式也只是盗窃罪的一般处罚情节，并不是加重处罚情节或者转化罪名的情节。像在抢劫罪中，入户抢劫则是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在抢夺罪中，携带凶器抢夺则是转化为抢劫罪的法定情节。笔者认为，将入户盗窃等行为方式列为一般处罚情节，难免就降低了它的打击力度。实质上，入户盗窃既遂依然是按照一般盗窃行为的既遂标准定罪处罚的。我们都知道，入户盗窃多是团伙犯罪，并伴随着事先踩点、撬锁、翻墙、砸窗等恶劣的行为，另外，行为人在被发现的时候往往挺而走险，转化为抢劫等人身危险性更大的行为，严重威胁着人们家庭生活的和谐与安宁，所以，笔者认为刑(八)中对入户盗窃的立法规定还不够完善，我国立法对入户盗窃的打击力度还不够大。鉴于它比一般的盗窃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笔者建议，应给予其更为严厉的处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四、入户盗窃的立法完善

　　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手段，它涉及到对公民生杀予夺，这一特殊性，使其公正性成了刑法的首要价值。而立法公正又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和一前提。刑事立法所确立的公正是一般的公正，是一种普适的公正。这种一般公正的确立就要求做到立法平等、立法公平、立法正当。通过平等、公平、正当的立法所确立的一般公正，它的实现还需要达到立法及时、立法协调、立法民主。立法及时就要求我们根据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及时的废止、修改或制定刑法规范。法理上，法具有两种相互否定的性质:确定与公平。法律的威严要求它具有确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就丧失了法的公正性;而法的公平性则要求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变更。可以说确定性是公平性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相对的，并非立而不动。因为一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是发展变化的，这是由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变动所决定的。随着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变化，为了更好的保护社会关系，适应社会生活，立法也应作出及时的反应，方可保证法的一般公正的实现。对于入户盗窃犯罪而言，在现行刑法颁布之初，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们财富的积累相对较少，其户内财产一般也比较廉价。同时，房屋的建造也相对简陋，防御功能也较差，加之社会文明程度不高，人们欠缺对户内权利的重视。所以，对于行为人入户盗窃所造成的危害就等同于一般的盗窃行为处理，也并无不当。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飞速发展，人们财富的迅速积累，财产犯罪尤其是入户盗窃犯罪的猛增，入户盗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日益凸显。人们己经越来越重视“户”对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庇护作用，并将“户”视为其赖以生存、安身立命、抵御灾害的最后屏障。行为人入户盗窃犯罪对人们造成的财产上的损失与心理上的打击也往往重于一般的盗窃行为。为了保证法所确立的一般公正的实现，必须做到立法及时。

　　笔者认为，鉴于入户盗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危险性，入户盗窃的立法规定仍有完善的必要。故建议将 “入户盗窃”、作为“其它较重情节”的具体情形予以规定。对入户盗窃犯罪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定刑，真正实现罚当其罪。

　　“入户盗窃”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规定无疑是立法的重大进步，体现了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破坏性，同时也体现了国家给予坚决打击的决心，但鉴于对入户盗窃中“户”的概念模糊理解及司法实践的复杂性，使现实中个别“入户盗窃”的罪责刑不统一，量刑问题出现了偏差，极大的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因此，对立法的不足必须予以完善，应将入户盗窃作为一种加重处罚情节。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