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履行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
——兼与崔建远先生等人商榷

高 原


近日在广东法院网浏览，看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第三条作出如下规定：“债务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根据以下情形确定：（一）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并向债务人明确债务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二）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明确表示拒绝履行的，诉讼时效从债务人表示拒绝履行之日起计算；（三）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了履行债务计划，债权人没有异议的，诉讼时效从履行计划载明的最后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1]笔者对此规定深感不安，因为其规定的内容并不符合诉讼时效起算的法学理论，而实际上民法理论界及全国很多地方法院都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笔者猜想，其是否受到了崔建远先生等人文章的影响甚至误导呢（主要有崔建远著《无履行期限的债务与诉讼时效》、胡建勇著《没有履行期限的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如何认定》、姜社教著《未约定还款期限，催款未果五年后才起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等文章，相继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因此，才决定针对无履行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先单独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以求推动法学理论界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上述三位作者都有一个相同观点，就是“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在债务人未同意履行债务、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请求过清偿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而且崔建远先生还特意提到德国学者拉伦茨先生的一个观点：“时效的开始不仅要考虑请求权的发生，也要考虑到请求权的到期”[3]其实，德国另一民法学者梅迪库斯也持有基本相同的观点。这位学者在论述“消灭时效的开始”的相关内容中写道：“《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58条第1款规定得更为明了：‘消灭时效，于法律上可以要求履行请求权（已届清偿期）之时开始。’虽然这一句话没有成为法律，但由于它的实质内容是正确的，因此被视为现行法的组成部分。这说明，问题的关键不是请求权的产生，而是请求权的已届清偿期。”该学者还进一步举例来进行说明“以消费借贷为例，要求偿还贷款的权利的消灭时效，并不是在发放贷款之时起算，而是在贷款已届清偿期时才开始起算。” [4]笔者对此观点深表赞同。实际上，笔者也对德国民法典第198条以请求权的成立或产生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一般标准持批评意见，但奇怪的是尽管此条规定受到法学理论界的批评，但在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债法现代化法》对德国民法典的修订中并未对其进行实质性的修改或改变（相关内容请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98条、《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第199条、第200条）[5]，受阅读资料的限制笔者无法得知原因。而且笔者也对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以“权利被侵害”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持批评态度，主要是此标准过于狭隘等原因，例如无法包含其他“权利未被侵害”时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等问题。如在无因管理之债的诉讼时效中，谁“侵害”了谁的权利？侵害了何种权利？等等。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标准的选择与确定，笔者将另行撰文进行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既然学者们都考虑到了请求权的产生或成立的时间与请求权可以行使的时间确实存在着不同时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其二者进行必要的研究与区分。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务而言，自债权（或债务）成立时起，债权人即可随时向债务人提出要求清偿的主张，债务人也可随时向债权人主张清偿债务。只不过在于前者，有些国家法律(例如我国)给予了债务人履行债务必要的准备时间，此乃法律对这种特定债务履行的特殊保护，这种保护实际上使债务人取得一种抗辩权——一种立即履行债务的抗辩权而已。而此时对于债权人而言，债权成立后即可随时向债务人主张请求履行，其本身就足以说明此时债务已经届至清偿期限，否则法律为何支持其可随时提出清偿的主张呢？！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务而言，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请求权成立的时间（即债权成立的时间）同时也就是请求权可以行使且应当行使的开始时间。因此，笔者认为拉伦茨先生的这句话没有错误，而是崔建远先生的引用或理解错误，且无法支持其论述的观点。当然，我们也可以看看其他学者的论述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相信也会有所帮助。对于无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债权人得随时请求清偿（第315条）。是此项请求权自债权成立时即可行使，应自债权成立时起算。”[6]我国台湾另一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也持相同观点，他引用台湾法院的判例说：“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债权人得随时请求清偿，为民法第315条所明定，此类请求权，自债权成立时起即可行使，依民法第128条，其消灭时效应自债权成立时起算”[7]其说理已相当透彻，笔者不再画蛇添足。所不同者，我国台湾民法以“请求权可行使”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而我国民法通则采用的是“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而已。对于未定期限的债务履行时间的确定，其他国家的法律也有类似规定，如瑞士债法典第75条就规定“协议没有约定履行时间，依照交易的性质也无法确定履行时间的，债务可以即时履行或者于对方请求时立即履行。”[8]只不过我国的民法通则考虑到可以给予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必要准备时间，所以才在民法通则第88条第2款第2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合同法第62条第4项也有基本相同的规定，这也许是我国的传统习惯以及社会主义道德在法律中的体现吧。所以崔建远先生说：“在我国民法上，债务无履行期限的，属于履行期未届至的情形，其对应的债权在请求权方面受到抑制，于此场合，债务人没有立即履行的义务，只要债权人未请求过债务人履行，次给付义务就不生成”，既与法理不符也不完全符合现行法律规定。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以请求权成立或产生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还是以请求权可以行使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务而言，从债务成立的那一时刻起，债权人就已经可以（随时）向债务人主张清偿，不论是我国的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还是外国的法学理论及法律规定，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由于我国民法通则采用“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误导了这种特殊情形下的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好在中国的民法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民法典的起草中采用请求权产生或可行使作为起算的标准，如中国民法典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篇条文建议稿》第193条第1项就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时效依以下规定开始计算：（一）时效期间自权利能够行使时开始计算”。[9]尽管笔者对此表述亦持有不同意见，但毕竟比民法通则的规定更加科学。
目前我国民法理论及司法实务对无履行期限债务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确定存在着错误的理解与认识。那些认为只要是债权人未曾主张过债务，或者虽然债权人曾经主张过债务但债务人并未拒绝的，此时诉讼时效并不起算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王利明先生也认为：“在未定履行期限的契约中，需要债权人请求后一定时间经过，债务人才应履行义务，在继续性关系中，往往要通知解约后一定时间经过，义务人才应当履行。在这两种情况中，债权人没有请求或没有解约，或者没有经过一定的时间，都不能认为权利在客观上受有侵害”，因此诉讼时效当然不能起算。[10]至于广东省高级法院所规定的“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了履行债务计划，债权人没有异议的，诉讼时效从履行计划载明的最后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实际上强加了债权人必须对其异议予以明示的义务，或者是强加了债权人默示同意的义务，也值得商榷。现回到崔建远先生等人的观点中来：“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在债务人未同意履行债务、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请求过清偿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 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在债务人未同意履行债务，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的观点，笔者认为无论是否为无履行期限的债务，只要在债权人提出清偿的请求债务人表示同意清偿，或者是债务人承认其债务时，都可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此乃世界各国民法学说与法律规定的通例，只不过是在中断的效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已，怎么可以认为不起算呢？至于“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请求过清偿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不起算”的观点更是错误，因为债权人提出请求履行债务的主张与否并不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如按此说，在一般的借款合同中如果未写明还款期限，在不超过民法通则关于20年最长时效期间的前提条件下，权利人就可按照自己的意思不管什么时间都可主张，岂不使诉讼时效制度形同虚设？如果公民都来用此作法来规避法律，例如把所有的欠款都写成或者合法的转变成借款关系，此种情形下的诉讼时效制度还有什么存在意义？！这些作者惟一能找到的辩解理由是：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是以“权利受到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标准，因此只要债权人未请求过清偿债务或者是债务人未拒绝过履行债务，则其权利都未受到侵害。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采用的这个标准并不适当。即使如此，法律能够让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时间限制的长期或永久存在吗？而且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对于债权人而言，法律规定可以随时得到清偿的债权未受到清偿，难道其权利未受到侵害？对于债务人而言，应当随时清偿的债务未能清偿，难道未侵害债权人的权利？因此，对崔建远先生的“依据次给付义务形成之时，或者说违约行为成立之时，诉讼时效的期间才开始起算的规则”的观点虽然在合同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算中具有可以适用的情形，但适用的原因或理由与其观点并不相同，而且他在此文中所针对6种不同情形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期的具体确定所论述的结论或理由并不完全正确。 因其并不难于理解，所以本文在不再一一详加评论。
笔者认为，不论诉讼时效起算日期的确定采用什么标准，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债务而言，在没有法律的特别规定时，自其成立时起就已经可以行使其权利，其诉讼时效也就应当从成立之时起算。同时，这也是法律对权利人的权利在时间上的必要限制，以防止其滥用权利而无期限限制的存在。至于诉讼时效期间，当然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为2年。至于债务人是否拒绝履行债务以及拒绝履行是否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笔者在此借用我国台湾民法学者黄立先生的论述似乎能够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基于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在债权成立时，债法上请求权之时效即已开始，而与义务人之拒绝给付无关，因此并未采取德国普通法上所采之侵害说Verletzungstheorie理论。”[11]这句话似乎也可以作为笔者对我国民法理论界及民法通则第137条采用“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依据或标准的批评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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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4年5月9日

[1]请详见广东法院网“广东省高院规范性文件”栏目， http://www.gdcourts.gov.cn/gfxwj/mss/t20040112_3141.htm，2004年5月9日访问。
[2] 读者也可分别在人民法院报等网站中查阅：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50519，http://www.china-judge.com/ReadNews.asp?NewsID=2179&BigClassID=16&BigClassName=&SmallClassID=19&SmallClassName=&SpecialID=0，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44763，2004年5月9日访问。
[3] 参见拉伦茨著、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页。拉伦茨先生的原文是“如果债务人须在预告后经过一定期间才履行时，则时效的开始将推迟至这个特定的期限的结束（民法第199条第2句）。人们可以把这一规定看做是一种证明，即时效的开始不仅要考虑请求权的发生，也要考虑到请求权的到期。”
[4] 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5] 请参见杜景林、卢谌译《德国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邵建东等译《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第17页。
[6] 王泽鉴著《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我国台湾民法典第315条规定“清偿期，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或得依债之性质或其它情形决定者外，债权人得随时请求清偿，债务人亦得随时为清偿。”
[7] 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7页。我国台湾民法第128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以不行为为目的之请求权，自为行为时起算。”
[8] 吴兆祥等译《瑞士债法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9] 中国民法典课题研究组《中国民法典：总则篇条文》，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5月9日访问。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1068
[10] 王利明著《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页。其主要意思是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在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时，首先是权利必须在客观上受到侵害。
[11] 黄立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3页。黄立先生解释说：“依该说，时效的开始，以权利受侵害为前提，故名。”


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评议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摘 要：台湾省是我国颁布有关器官移植立法的最早地区，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台湾省在器官移植方面的首部立法，该条例对我国大陆的器官移植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简单分析了该条例的特点，并就其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评介

抗生素的发现与器官移植被称为20世纪两个最重大的医学发现，而器官移植则更被视为“21世纪”医学之巅。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又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器官移植重新获得了健康。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器官移植起步较晚，但发展却极为迅速，目前已在肝移植、肺移植等方面迈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然而，与此极不相称的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在器官移植方面进行全国性立法，这不仅极不利于我国医患关系中涉及器官移植部分的法律关系的调整与规范，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1987年6月19日，台湾省在我国境内率先通过了一部专门规范人体器官捐献的《人体器官捐献条例》，该条例的出台，较好地规范了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医事行为，也较为有效地保障了台湾省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内容与特点，借鉴其在该方面的成功立法经验，对加快祖国大陆器官移植的立法步伐无疑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拟就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简作评介！
一、《条例》的主要特点
《条例》共25条，对包括《条例》的制定依据、器官类目的指定、脑死亡的判定以及罚则等在内众多内容进行了规定。
（一）《条例》是一部器官移植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保障法
法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约束效力的社会规范，都有其制定的目的。作为台湾乃至中国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条例》首先对其本身的目的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条例》第一条之规定，该条例旨在保障医师摘取尸体或他人器官并施行器官移植手术，以恢复人体器官的功能或挽救生命。这说明，《条例》是一部旨在保障器官移植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专门法。这在《条例》第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对“器官类目之指定”、“人体器官保存库之设置”以及“捐赠器官者其亲属之表扬及丧葬费之补助”的规定中都体现了这一点。根据这些规定，用于器官移植的器官的类目由卫生主管机关依实际需要指定，这些器官包括组织；医学院为妥善保存摘取的器官，应设置人体器官的保存库；捐赠器官供移植的死者亲属，可以获得市或县（市）的表扬，家境贫困的还可酌情获得一定的丧葬费补助。笔者以为，对移植器官类目指定的规定，可以保证那些技术上已相对成熟而临床医疗实践也已获得极大成功的器官移植被获准进行，而将那些移植风险还相对较大、成功率不高的器官移植排除于可以进行移植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之列，有利于保障医师施行器官移植的成功率，提高器官移植技术的临床应用。对人体器官保存库设置的规定，可以使经由捐献而来但又未能及时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获得较好的保存，有利于保障移植器官的质量及医师对器官的利用。而对“捐赠器官者其亲属之表扬及丧葬费之补助”的规定，则有利于公众自愿捐献器官，使器官移植获得更多的供体来源。上述规定都有利于医师施行器官移植手术，有利于对病人生命的拯救，体现了《条例》对器官移植的支持与保护。
（二）《条例》较好地注意了与其他立法之间关系的协调
作为器官移植的专项法，《条例》较好地注意到了自身与其他立法之间关系的协调。表现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而涉及刑事责任者，依有关法律处理之。”而第二十三条则规定：“器官移植手术属于人体试验部分，应依医疗法有关规定办理。”这两项规定表明，《条例》充分考虑到了人体器官捐献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刑事问题及普通医事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指明了具体的法律适用，这就较为恰当地解决了该《条例》与其他立法之间在适用范围上可能产生的冲突，协调了与其他立法之间的关系。
此外，《条例》第一条第2款规定：“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它法律之规定。”该规定明显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好处：其一，较好地照顾了《条例》与台湾其他现行法的关系。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复杂的医事行为，涉及诸如生命健康权、身体权、知情权、过失杀人、医疗事故、对器官移植行为的监管等众多问题，《条例》作为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项法不可能将这些问题一概纳入其规制范围之内，而显然应将其分别让位于各个相应的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来加以解决。《条例》第一条第2款的规定无疑为其他各部门法介入对上述问题的规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二，《条例》的上述规定也为今后的器官移植立法留出了余地。作为台湾首部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项法，《条例》没有也不可能将器官移植中的所有行为都规定得毫无遗漏，随着将来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及临床应用，肯定还需要出台更多相关的法律（如脑死亡法）来配合它的实施。为此，需要它为将来器官移植法的制定留出一定的立法空间，而《条例》第一条第2款的上述规定无疑客观上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因为依照该规定，在某些问题没有明文法律加以规制时，应“适用其它法律之规定”，而这里的其他法之规定显然也应当包括为弥补该《条例》之不足而于将来制定的器官移植法。
（三）在判断死亡的标准方面，《条例》坚持了二元标准
在已制定过器官移植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中，对脑死亡的处理往往具有较大的难度。理论上，心死亡作为传统的死亡判断标准，对器官移植的效果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人体某些器官的移植（如心脏、肝脏等）往往对供体的器官有着较高的要求，在供体心死后再进行移植，其效果大都不很理想，不仅移植的成功率会大打折扣，且移植后病人的成活期也普遍较短。而脑死亡目前还没有像心死亡那样为公众所普遍接受——尽管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证明在人脑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即使其心跳依旧，也绝对不可能会再复活。这就使得医师无权从脑死心跳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器官移植的临床应用，使不少患者仅仅因为器官不够新鲜而成为器官移植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做法。一是制定脑死亡法与脑死亡判断标准，明确将脑死亡作为取代心死亡的一项死亡判断标准，允许医师从脑死亡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二是依旧坚持传统的心死亡概念，拒不承认脑死亡，禁止医师从脑死心跳者身上摘取器官。而我国台湾的做法显然体现出了较大的灵活性。一方面，它依旧坚持将心死亡作为判断人死亡的基本标准，但同时又不否认脑死亡标准，而将脑死亡标准作为了心死亡标准的辅助标准。体现在具体规定中，《条例》第四条（自尸体摘取器官之时间及脑死之判定）及第五条（脑死判决医师施行移植手术之禁止）规定：“医师自尸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必须在器官捐赠者经其诊治医师判定病人死亡后为之。前项死亡以脑死判定者，应依卫生主管机关规定之程序为之”、“前条死亡判定之医师，不得参与摘取、移植手术。”就是说，依照《条例》的规定，医师摘取死者的器官应当在器官捐赠者的诊治医师以心死亡的标准判定其死亡之后才可以进行；当然，器官捐赠者的诊治者也可以脑死亡为标准来判定器官捐赠者是否死亡，但这样做需依卫生主管机关规定的特殊程序来进行；而为了防止医师舞弊，《条例》禁止对捐赠者作出脑死亡判定的医师施行器官摘取和移植手术。这样的规定，相对于单纯接受脑死亡而拒绝心死亡或单纯坚持心死亡而排斥脑死亡的做法而言，显然要灵活了许多，也科学了许多。因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已接受脑死亡并作出器官捐献意思表示的人来说，在其脑干死亡后，医师有权从其身体内取出所需要的器官用于移植；而对于那些不接受脑死亡的人来说，医师要想摘取其捐献的器官，则依旧需要在其心跳完全停止之后才可以进行。在死亡的标准上，捐赠者具有了选择权。
（四）《条例》确立了符合各国器官移植立法规律的基本原则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原则：
1. 器官移植的安全保障原则：器官移植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现代医学技术，尽管目前各国的器官移植手术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相对于一般的医学技术应用而言，它依旧潜藏着巨大的医疗风险。《条例》充分考虑到了这种风险的客观性，并为这种风险的预防规定了具体的应对策略。根据《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三条的规定：施行移植手术应依据确实的医学知识，符合医学科技之发展，并优先考虑其它更为适当之医疗方法；医师自尸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必须在器官捐赠者经其诊治医师判定病人死亡后才可以进行；参与捐献者死亡判定的医师不得参与摘取、移植手术；医师施行器官移植时，应善尽医疗及礼仪上必要之注意；医院、医师应在报经卫生主管机关核定其资格及器官之类目后，才可以施行器官摘取、移植手术；医师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应建立完整医疗纪录；经摘取的器官不适宜移植者，应依卫生主管机关所定的方法处理。这些规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器官移植的风险性，保障器官移植的安全进行，防止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和生命健康损害。
2. 人体器官捐献的无偿原则：在人体器官的捐献方面，《条例》坚持无偿捐献原则，反对人体器官的有偿买卖。为此，《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提供移植之器官，应以无偿捐赠方式为之。”这说明，《条例》提倡捐赠者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无偿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是该《条例》的一项基本原则。
3. 人体器官捐献的自愿原则：除了在人体器官捐献方面坚持无偿捐献原则之外，《条例》还将捐献者自愿捐献器官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为此，《条例》第六条及第八条分别对医师摘取尸体器官和活体器官的的问题进行了规定。据此，医师自尸体上摘取器官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死者生前以书面或遗嘱表示同意；（2）死者最近亲属书面同意；（3）死者生前有捐赠的意思表示，且经两个以上的医师书面证明的，但死者身分不明或其最近亲属不同意的除外。而医师摘取活体器官则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捐赠器官者须为成年人，并应出具书面同意及其最近亲属二人以上的书面证明；（2）摘取器官须不危害捐赠者的生命安全，并以移植于其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为限。[1] 可见，“自愿”（或“同意”）是医师从捐赠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最基本要求，只有在符合自愿的前提下，摘取捐赠者器官的行为才被认为是合法的。
4. 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特殊保护原则：器官移植手术是一种高难度的手术，手术过程中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未成年人作为正处于生理发育最佳时期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在如对摘除器官后的承受能力、对被摘除器官的未来健康需求等许多方面都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容易引发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加之未成年人一般都缺乏足够成熟和理性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等都难以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容易遗留问题和纠纷。因此，在人体器官的捐献方面，各国一般都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给予了较为特殊的保护，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条例》借鉴了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将器官捐献者的范围限定于成年人。[2]
二、《条例》的几点缺陷
作为台湾乃至中国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条例》对台湾岛内及整个中国今后的器官移植立法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然而，另一方面，该《条例》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条例》制定的目的不利于该法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同
人体器官捐献法固然应当是一部旨在保障医师顺利摘取人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以拯救生命的法律，但它更是一部保障器官移植安全、规范进行的法律。人体器官捐献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更在于规范人体器官移植行为，保障器官移植安全和规范地进行，保护好器官移植供受体的合法生命权益。而通过以上我们对《条例》制定目的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到，《条例》重视了对医师摘取器官以顺利施行移植的保障，但却忽略了对器官移植供受体权益的保护问题，而这样规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很容易使公众产生如下误解，即：人体器官捐献法是医师进行器官移植的保障法，而不是器官移植供受体利益的保护法。这不仅与人体器官捐献法的实质相背离，且不容易使公众正确理解和接受器官移植，无益于《条例》的社会认同。
（二）对捐赠者范围的限定过于狭窄
《条例》对捐赠者的范围作了比较狭隘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器官的捐赠者必须是患者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这就大大限制了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不利于器官移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医师对生命的救治，这是因为，在患者三亲等以外的血亲以及其他人员中，有时并不乏自愿捐献器官以救助患者的人，而《条例》对捐赠者范围的狭隘界定，实际上是对其他人员捐献器官的禁止，因此，在患者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不愿或无法捐赠其器官时，即使患者三亲等及配偶之外的其他人在其器官符合医学标准而其本人也愿意毫无代价的捐献自己的器官以救治患者，依照《条例》的规定，医师也不能从其身体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这明显不利于对患者生命的救助，也无益于器官移植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与临床应用。
（三）没有赋予捐赠者对器官捐赠协议的变更权
器官捐赠的本质是器官捐赠者捐献对被捐献者器官的处理。[3] 由于传统的生命观念与民法理论都禁止将人体器官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使得人体器官的性质在法律上较难界定，不能完全按照物权法的理论与实践去处理器官捐赠行为。因此，对于器官捐赠者依法签订的器官捐赠协议，法律应当予以灵活的保护，在捐赠者毁约而解除捐赠协议时，应视不同情况而给予适当的支持。这既是器官捐赠协议这一特殊民事协议的内在要求，也是鼓励更多人自愿捐献器官或遗体的基本需要。因为，只有当人们认为法律是在真正保护器官捐赠者的利益时，他们才乐于作器官捐献者，乐于捐献出自己或自己亲属的器官或遗体；而法律赋予他们对自己签订的器官捐赠协议以变更权，无疑是给予了他们更大的自主权，这易于使他们认同器官捐赠，从而激发他们捐赠的积极性。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器官移植立法都对捐赠者变更捐赠协议的权利给予了重视。例如，祖国大陆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已于2001年3月开始实施）就明确规定：遗体捐献人应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后，捐献人可以变更登记内容或者撤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按照捐献人的要求，及时办理变更或者撤销手续。”[4] 而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显然没有赋予器官捐赠者变更器官捐赠协议的权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省在人体器官捐赠方面的一个不恰当立法理念，即重在保障器官移植手术对供体器官来源的需要（也就是重在保障器官移植受体的生命利益），[5] 而非保障器官移植供体的生命利益。而实际上，相对于受体的生命利益而言，供体的生命利益更应当受到保障，因为无偿捐献器官是《条例》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无偿捐赠的情况下，供体是甘于付出而又完全得不到回报的一方，作为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器，法律只有优先且重点保护供体的利益才更符合法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而在这一点上，《条例》显然没有很好地予以考虑。

注释：
[1]这里所称的配偶，是指与捐赠器官者生有子女或结婚三年以上的人，但结婚满一年后始经医师诊断罹患移植适应症者，不在此限（参见《条例》第八条第2款）。
[2]参见《条例》第八条第1款。
[3]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捐赠者对其本人器官的处理，二是捐赠者没有相应的意思表示但在其死后其近亲属对其遗体器官的处理。
[4]参见《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第12条、第13条与第14条。
[5]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供体器官来源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器官移植临床应用的主要障碍，从短期来看，捐赠者变更捐赠协议无疑会进一步减少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影响到对患者生命的救治。
（本文发表于《台湾法研究》，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