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的决定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７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对《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修改为：“职工养老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为强制性保险，用人单位和职工必须参加。
“提倡用人单位根据其经济能力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鼓励职工自愿参加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自主选择经办机构。”
二、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基本养老保险费按照下列规定缴纳：
“(一)用人单位按照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的百分之二十缴纳，由用人单位开户银行按月优先代为扣缴。
“(二)职工按照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八缴纳，由所在单位按月在职工工资中代为扣缴。
“(三)职工本人工资低于本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百分之六十的，以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百分之六十作为用人单位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
“(四)职工本人工资高于本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百分之三百的，以本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百分之三百作为用人单位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超过百分之三百的部分不作为用人单位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也不作为计发基本养老金的基数。
“(五)个体工商户按照本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为其本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其中百分之八记入个人账户；个体工商户按照本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十二为其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职工本人按照本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八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职工本人缴纳部分全部记入个人账户。”
三、第十五条修改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包括：
“(一)职工个人缴费的全部；
“(二)个人账户基金投资运营部分的收益；
“(三)个人账户的利息。”
四、第十七条修改为：“职工或者退休人员死亡的，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发给其指定的受益人或者法定继承人。”
五、第二十一条修改为：“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其退休后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按照以下规定的月标准计发：
“(一)基础养老金，以职工退休时本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按缴费年限计算，缴费每满一年发给百分之一。
“(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按照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算。计发月数按照国家规定，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参加工作，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后退休的人员，在按照前款规定发给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发给过渡性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从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前退休的人员仍然按照国家原来的规定发给基本养老金。”
六、第三十七条修改为：“阻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养老保险基金经办机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删除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按照本条例有关个体工商户的规定执行。”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一条：“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调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和计发办法，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十、将本条例中的“劳动行政部门”修改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个体经济组织”修改为“个体工商户”。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审判要旨】定点医疗机构与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的服务协议在性质上应属民事合同；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小病大医”、“空挂床位”等手段，多开、虚开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医保资金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
【案情】
重庆市涪陵区博爱医院是一家营利性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陈贵兰，实际负责人为被告人薛友海（与陈贵兰系夫妻关系）。该单位于2007年5月30日、2009年3月4日被重庆市涪陵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分别确定为涪陵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和涪陵区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并分别于2008年4月3日、2009年3月16日与重庆市涪陵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了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2008年7月至2010年7月期间，被告单位重庆市涪陵区博爱医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医保合同过程中，该院负责人薛友海授意该院市场部负责人马江华，以给乡村医生和敬老院长一定介绍费等办法，将“五保户”、“低保户”引诱入院，并授意该院内外科医生对病人采取“小病大医”、“空挂床位”等手段，多开、虚开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医保、民政救助资金共计人民币161704.79元。
【审判】
经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重庆市涪陵博爱医院、被告人薛友海、马江华犯罪的罪名成立。被告单位重庆市涪陵博爱医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医保合同过程中，采取“小病大医”、“空挂床位”等手段，多开、虚开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医保资金和民政救助资金数额达161704.79元，系单位犯罪，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薛友海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马江华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薛友海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已经查证属实，是立功，可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薛友海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单位按被告人薛友海的安排将骗取的资金主要用于了对五保户、低保户的救治，其主观恶性不大的辩护意见，经查，博爱医院采取不交或只缴小部份费用的方法引诱医保人员入院是为骗取医保资金和民政救助资金，以获取更大的利益，是诈骗的一种方式，故其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辩称的被告人薛友海有立功情节，认罪态度好，且赃款已全部退回，可以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人马江华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马江华是为完成工作任务而实施了犯罪本人并未获利，以及被告人马江华应按从犯的规定处理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马江华按“业绩”提成是一种获利，且因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中是按照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判处刑罚，实际上已是一种责任的划分,本案不区分主从，对被告人马江华的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辩称的被告人马江华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作用轻于被告人薛友海，且认罪态度好，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涪陵博爱医院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被告人薛友海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被告人马江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二、没收被告单位博爱医院犯罪所获赃款，并上缴国库。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定点医疗机构骗取医保资金到底该当何罪？
第一种意见认为单位不构成犯罪，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诈骗罪。理由是由于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并未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诈骗罪的主体，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单位不构成本罪。在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对个人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单位和个人均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构成保险诈骗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单位和个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定点医疗机构与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的服务协议在性质上应属民事合同；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小病大医”、“空挂床位”等手段，多开、虚开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医保资金数额较大的，是单位犯罪，构成合同诈骗罪。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为单位谋取利益的单位犯罪行为。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法定单位，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有关负责人员代表单位决定，为本单位谋取利益而故意实施的，或不履行单位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而由法律规定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单位犯罪具有以下特征：（1）单位犯罪的主体是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这是单位犯罪的主体特征；（2）单位犯罪必须是在单位主体的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在主观上出于故意或过失，并具有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心态；（3）单位犯罪必须由刑法分则或分则性条文明确规定。如果刑法分则没有对某种具体犯罪设立单位犯罪条款，即使行为符合单位犯罪的条件，也不能按单位犯罪处理。
这里存在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某些犯罪刑法并未规定为单位犯罪，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因为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决策机构集体研究或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这些犯罪的现象，例如单位实施诈骗罪、盗窃罪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刑法未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这些犯罪，当然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但是否可以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呢？对此，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之争。否定说认为，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是以单位构成犯罪为前提的。既然单位不构成犯罪，上述人员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肯定说则认为，在刑法没有规定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单位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但这并不妨害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个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主张否定说，这里主要涉及单位与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单位，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于单位的刑事责任具有某种依附性。在单位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个人犯罪论处，这是缺乏法理根据。对此，2001年1月21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作出规定：“根据刑法第30条和第193条的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以单位名义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答》中还指出“我们认为，对单位盗窃不能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根据刑法第30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而我国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有关条文中，均没有单位犯罪的。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此外，从实践中来看，单位盗窃的对象主要涉及到电力、天然气等，具有一定的行业性，与普通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差别较大，单位盗窃的数额往往很大，如果按照自然人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量刑又很重；这就与单位盗窃个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产生量刑失衡的问题。综合上述理由，对于实施盗窃的单位，不能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与之相反，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一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从法理上来说，笔者赞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对此，通过立法机关修订刑法分则作出统一规定是一种较为妥当的办法。
其次，本案不构成保险诈骗罪。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构成保险诈骗罪。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而不是商业保险，医疗机构虽然是“虚开医药费，还假借他人之名编造虚假病历，诈骗医疗保险金”，但医疗机构既不是医疗保险合同上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也不是投保人，所以医疗机构不可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单独犯。
第三，本案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其一，定点医疗机构与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的服务协议在性质上应属民事合同。医保资金管理机构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仅被授权对医保统筹基金进行筹集和管理，不包括对定点医院的行政管理权。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医疗机构定点资格的审定和管理，行使对其服务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处罚等行政管理权。医保资金管理机构只是就医疗服务相关内容、医疗费用的支付与结算等内容与定点医院签订协议。定点医院取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许可后，依协议对参保者进行医疗，医保资金管理机构按时足额与定点医院结算医疗费用，医保资金管理机构只是一个具体的办事部门，就单纯的医保统筹基金进行管理和支付，对定点医院的这种管理是一种纯事务性管理，不带有行政管理的性质，双方是种平等的交易关系，不存在一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有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这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属民事合同范畴。其二，在主体上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单位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三，在犯罪客体上，定点医院骗取医保基金，既损害了参保人的财产所有权，同时又扰乱了正常的医疗保险工作秩序，医疗保险工作秩序显然是属于市场秩序的范畴。其四，在客观方面，定点医疗机构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了广大参保人员及其单位所缴纳的交由医保资金管理机构进行保管和代行支付的医疗保险金，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要件。
由此可见，定点医院非法占有医保基金应构成合同诈骗罪。定点医院为非法占有医保基金，利用与医保处签订的协议，采用非法手段，骗取医保基金，数额巨大，严重损害了参保人的财产所有权，扰乱了正常的医疗保险工作秩序，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受刑罚处罚。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