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论上市公司要约收购制度的完善/王胜宇
时间:2024-07-08 03:45:51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268
浅析论上市公司要约收购制度的完善
王胜宇
一、要约收购体系的明确
《管理办法》对要约收购的概念与体系的处理颇有混淆之处，并只有笼统的要约收购的规定，而没有对强制要约收购与自愿要约收购、全部要约收购与部分要约收购作出明确的界定。
1.完善自愿要约收购制度 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是指投资者在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法律规定的比例(一般为法定控制权比例)时，就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的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购买其手中持有的股份，除非依法定机关豁免。目前，设立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等西欧国家，对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持肯定态度的主要理由是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其一，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者为了节省收购成本，常常只与大股东私下协商，以较高的溢价购买其手中的股份而获得公司的控制权，对小股东采取漠视的态度或对小股东支付较低的价格。这样，小股东要么丧失了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股份溢价的机会，要么就会因价格歧视而受到损害，这都有违股东平等原则。其二，在收购者被迫发出强制收购要约时，其持股比例一般都已经达到了法定控制权的比例，既然此时公司的控制权已经转移，控制股东就有可能利用控制地位对小股东进行剥夺，最常见的就是“挤出合并”，那么股东就应当被给予一种选择权，即继续留在公司——用手投票，还是退出公司——用脚投票。此时收购者就应当对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以保障股东的权利。
而自愿要约收购则更多地体现了投资者的自由意志与证券市场的效率。其一，在收购要约发出方面，自愿收购的收购人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自愿选择时机发出收购要约。其二，自愿收购既可以是部分收购，也可以是全部收购，而不必像强制收购要约那样必须是全部收购。其三，在收购的价格方面，自愿收购的价格完全由投资者白行决定。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自愿收购都采用自由定价主义，允许投资者自愿选择收购的价格以及价格支付方式。其四，在自愿收购要约中，收购人可以对要约附有条件。自愿要约收购中收购人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但与强制要约收购一样要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对要约收购的总体性规定，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面对目标公司的反收购措施以及制定收购价格的最高价原则与平等原则等。而且自愿要约收购一旦达到强制要约收购触发点就必须依法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管理办法》仅在第二十四条曲折承认了自愿要约收购。因而有必要明确界定自愿要约收购，使收购人在未触发强制要约收购的范围内拥有较大的自由进行要约收购。理论上讲，要约收购主要特点就是公布收购意图、公开不定向收购股份，因此收购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出收购要约，而且只要其公开收购意图，就没有必要恪守《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管理条例》中5%的爬坡条款，投资者在投资比例很小，甚至完全不持有股份的情况下，也可以一步直达30%的强制收购要约比例发出全面收购要约。英国的《城市法典》(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就规定投资者在10日内披露的前提下，允许一次扫盘直达全部要约收购的比例。美国《威廉姆斯法案》也有类似规定。
2.完善部分要约收购制度 全面要约收购是指以取得目标公司100%股份为目的要约收购，在要约中通常规定取得目标公司股份的最低数额或比例，以确保要约人在收购结束后取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部分要约收购是以取得目标公司部分控制权为目的的要约收购，在要约中除通常规定的取得目标公司股份的最低数额或比例外，还规定取得股份的最高数额或比例。部分要约收购与全面要约收购的区别在于其一，部分要约收购中“部分”(收购者购买的股份额少于100%)的含义是指要约人从要约之始即意欲部分收购，而不是指针对收购最终购买到的股额是否少于10096。可见“部分”与“全部”的区别在收购者(要约人)的意图与要约表达。其二，部分要约也有可能是向全体股东发出要约。因此部分要约收购中的“部分”是指股份额，而不是指受要约人数。其三，部分要约收购以取得控制权为目的，而全部要约收购的目的(或大多数结果)是公司的兼并而非控制(因为我国现行《公司法》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存在)。其四，部分要约收购皆为自愿要约收购。而全面要约收购则有自愿要约收购，也有强制要约收购。综合上述自愿要约收购的特点，要约收购的基本形态只有三种：强制全部要约收购，自愿全部要约收购，自愿部分要约收购。而前面强调了自愿全部要约收购的可行性，在此分析一下自愿部分要约收购制度，即部分要约收购制度。《管理办法》二十四条就是对部分要约收购的承认。部分要约收购对我国证券市场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可以降低控制公司的收购成本；收购者可以通过控制权实现对目标公司资源的充分利用与管理层的变更；部分要约收购有利于打破证券市场地域与产业分割的局面，并充分体现要约收购的公开有序的宗旨。但修订《管理办法》对其规范化时应注意：1)设定比强制要约收购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对大量持股的披露和部分要约收购的报告与公开要充分化。2)强化部分要约过程的规定。比如，对要约的变更与撤回的严格规制；对要约接受期的合理的规制；赋予受要约人承诺撤回权等。3)实行绝对按比例收购和最好价格制度。4)注重对中小股东利益的特别保护，赋予大股东以注意与诚实义务，对大股东转让股份进行适当限制；赋予董事注意义务与善管义务：赋予和加强小股东的召集权、提案权和诉权。
二、反收购策略的规制
《管理办法》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未对目标公司的反收购策略作出规制。《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赋予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采取反收购策略的权力。但第二款规定，收购人做出提示性公告后，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会除可以继续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或股东大会已做出的决议外，不得“提议”诸如发行股份、回购上市公司股份、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此条颇多悖论，使反收购策略是否存在及其决定者为谁等问题都变得模糊。考究立法者的意图，《管理办法》实际上认为反收购策略是存在的，而且其决定权应当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而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则有不作为义务或作为而不损害公司与股东利益的义务。
我国立法应当明确反收购策略的决定权属于股东大会。考察各国在反收购策略决定权上的做法，主要有股东大会决定模式与董事会决定模式两种。股东大会决定模式指对反收购行为的决定及相关措施的采用须经股东大会讨论，以投票权多数表决通过；公司的经理层只能根据股东大会的决定行事，既不得自行采取法律措施抵御收购要约，也不能采用其他事实措施阻碍收购要约。英国的《城市法典》与我国香港地区的《香港收购守则》，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董事会决定模式是指董事会可以不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是否采取反收购策略。美国《威廉姆斯法案》是该模式的典型。衡量两种模式，虽然董事会决定模式在商业判断原则等制度协同下亦有不少优点，但股东大会决定模式是更适当的选择：其一，要约收购是收购者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的交易行为，反收购的利弊得失事关股东之利益，故而应由股东大会来决定。其二，我国股份公司出现的历史较短，其操作缺乏规范性，投资者不够成熟、权利意识不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而与此同时，大股东与董事会控制公司、滥用权力、侵害中小股东的情况却颇为普遍，而且董事会等经营者还会考虑个人职位、利益而轻易采取反收购措施，因而将反收购策略的决定权交给董事会的风险更大。其三，加入WTO后，为适应国际竞争，我国目前发展证券市场的取向应当是鼓励收购，而不是限制收购。而且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并购后控股程度越高的公司，高管人员的变化程度越大，治理效果越显著”，因而鼓励并购，适当变更高管人员具有积极意义。出于效率考虑，规范并审慎对待反收购策略，决定权在股东大会是合适的。而在股东大会休会期间是选择召开临时大会决定反收购事宜，还是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行使该权力，有待进一步探讨。
西方经历了多次并购浪潮，形成了不少反收购策略，它们可以归纳为要约收购前的反收购策略和要约收购后的反收购策略。其中要约收购前的反收购策略包括了董事轮换制、绝对多数条款、双重资本重组、“毒丸”计划等；而收购要约后的反收购策略包括了特定目标的股票回购、诉诸法律、资产收购和资产剥离、邀请“白衣骑士”、“帕克门”战略等。在我国目前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环境中，收购要约公告前的反收购策略的实施均有不少疑难之处，而收购要约后的特定目标的股票回购、邀请“白衣骑士”两种方式具有较大的操作可行性。此外，针对收购者违反反垄断法等行为提起诉讼作为反收购的一种策略应当引起立法者足够的重视。我国正在制定《反垄断法》，草案已经出台，其中针对上市公司收购的反垄断规制应当明确，并与《管理办法》、《证券法》等协调一致。
三、股东权益的保护
各国要约收购立法在具体设计上颇多差异，这与其立法宗旨与理念紧密相联。要约收购到底应当以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为目的还是应以收购的效率为宗旨，颇费踌躇。对要约收购规制较为成功的英国《城市法典》与美国《威廉姆斯法案》就体现出这种区别。英国《城市法典》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为基点，对要约收购进行实质管理，限制部分要约收购和目标公司董事会采取反收购策略；而美国《威廉姆斯法案》强调立法中立，侧重于要约收购信息披露的规范，而对部分要约收购和目标董事会的反收购策略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以体现效率。而我国的状况与英国颇有相似之处，而且由于证券市场本身存在诸多问题，更有必要强调实质管理。笔者认为，应当借鉴英国《城市法典》的做法，构筑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
1.对收购人的法律规制
(1)对全体股东利益的保护 要注意两点：其一，收购人对持股信息与要约信息的披露要及时、充分。除详细介绍收购人背景及持股情况外，收购人信息披露的核心还应突出三方面：一是公布收购人的财务资料。二是收购人的资金来源。三是收购的后续计划。其二，要约限定要科学。一是对要约最短期限与最长期限的设定，既给目标公司股东充裕的时间考虑，又照顾了效率。二是如果收购人有意变更要约内容，那么这种变更不仅要及时披露报告，而且应该是朝着有利于目标公司股东方向的。《管理办法》仅规定了程序义务，未规定实体义务，有待完善。三是一般禁止要约的撤回，而赋予目标公司股东要约承诺的撤回权。
(2)对中小股东利益的特殊保护在对中小股东 利益的特殊保护方面，应当注意四点：其一、全体持有人规则，即收购要约应当向目标公司某类股份的全体持有人发出。其二、比例接纳原则，即当目标公司股东承诺出卖给收购人的股份超过了后者所预定收购的股份时，则不论股东承诺的时间先后，收购人都必须按照相同比例从每个承诺出卖的股东处购买。其三、平等价格原则，即在收购期满前，收购人对任何一个股东提高要约价格，那么提高后的价格对所有股东有效，并且在支付条件上也应给所有股东平等待遇。其四、强制收购剩余股票制度。当收购要约期满，收购人持有的股份达到绝对优势比例时，目标公司的其余股东有权利以同等条件将股份出售给收购人，收购人必须接纳。这实际涉及到对要约收购后续行为的规制。首先在对收购失败的后续行为的规制上，依英国《城市法典》的规定，如系全面收购，一旦要约期满，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已发行股份不足50%，即为收购失败。除非发出新的要约，该收购人以后每年购买目标公司股份不得超过一定比例，且在一定期限内(如6个月)不得发出新的收购要约。而《管理办法》对此未作规定，有待完善。其次在对收购成功的后续行为的规制上，《管理办法》未作规定，而《证券法》则界定了75%与90%两个档次。结合收购成功的50%的档次标准，应当明确三个档次的规定。当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50%-75%股票时，仅为收购人绝对控股，不存在公司退市和强制出售，其股票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不受任何限制，但据《证券法》关于收购人在六个月内不得买卖该股票的规定，当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75%-90%股份时，可以退市或可借鉴国外通行的做法，由证交所安排其超过75g6部分陆续出售，以维持该公司上市资格，切实保障其余股东的利益。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90%以上股份时，其余股东可向收购人强制出售所持股票。收购人若完成全面收购，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份，则该公司成为收购人的全资子公司：不再符合上市资格，应予下市。如收购人撤销该公司，则依《证券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属于公司合并，被撤销公司原有股票由收购人依法更换。
2.对目标公司管理层的规制
(1)强调目标公司管理层的咨询建议和信息披露义务，以体现和落实其诚信义务。《管理办法》第八、九条作了原则性规定，并在第三十一条到第三十三条作了具体规定，颇为详尽。而且作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重要举措的独立董事制度，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2)强调反收购策略的决定权归属于股东大会，其具体策略应当依法执行。《管理办法》未作规定，应依本文第叁部分之论述进行完善。
(3)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保护股东诉权。股东代表诉讼既可以在要约收购过程中启动，也可在要约收购后对收购人采用。另外，应当借鉴英美国家集团诉讼的制度，建立证券民事赔偿法律制度，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IP用户陈某不在家，家里的电脑却发出了骂人网帖，被骂人孙某将陈某告上了法庭，谁来承担侵权责任？8月27日，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网事审判庭发出“（2012）都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此案尘埃落定，IP用户陈某向孙某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3000元。据悉，此属全国首份以“网”字为编号开头的裁判文书。
为了积累网络侵权案件审判经验，促进网络环境的净化与改善。江西高院在南昌市青山湖、莲花、都昌、鄱阳、井冈山等5个县（市、区）法院先后成立了“网事审判庭”，专司网络侵权案件审理。并针对网络侵权案件被告一般具有匿名性特点，还出台《关于审理网络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确定“预立案制度”，给予立案条件的低门槛，允许以虚拟名称为被告进行预立案，同时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借助公权力的介入维护合法权益等。本案的成功处理，发出了“（2012）都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全国首份以“网”字为编号开头的裁判文书。为网络侵权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样本，意义重大。
第一，放低立案门槛，以虚拟名称预立案制，是网络侵权纠纷原告维权的前提和基础。从报道中得知，5月29日，孙某登入都昌在线网“茶余饭后”版块时，惊奇地发现有一题名为《变相卖淫》的网帖，文中称孙某为销售产品利用姿色勾引他人，帖中涉及的人名、工作等内容均与孙某相符。孙某气愤难耐，联系了网站，要求删帖并找出发帖人。网站及时屏蔽了帖子，但具体发帖人是谁，称“无可奉告”，因为要查询发帖人的具体身份，必须具有法定职权的国家机关行使。次日，孙某到都昌法院以发帖人“Loven”为被告申请预立案。
第二，法院依职权展开调查，是查清网络侵权案件的重要环节。本案中，经过原告申请，法院依法对网站进行调查取证，法院查出帖子发出的终端IP用户登记为陈某后，于7月5日立案受理此案。使案件的预立案转换为实质立案受理，使案件进入实质性的审判环节。说明法院职权取证在网络侵权案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三，首份网字号裁判文书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它警示网民朋友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网络账户及密码”，否则，网络账号和密码被人盗用或者允许朋友使用对他人形成侵害，将引起网络账号和密码所有人的法律责任。如本案，尽管陈某有证据证明发帖当天自己不存在发帖时间，但是，由于其有很多“哥们儿”知道自己的网络账户及密码，其无法排除自己的朋友实施该侵权行为的可能，因其对密码的保管不善为他人用其网络账号上网发帖骂人留下可乘之机，损害了孙某的合法权益，在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行为人的情况下，只能自食其果，最后，双方达成调解意见，同意通过都昌在线网刊登书面道歉信，赔偿3000元精神抚慰金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本案告诉广大网友，网上言论有自由，网络侵权要担责。网络账号和密码，妥善保管和保密，以杜绝无良之人利用他们实施侵权，使网络账号和密码所有人承担“飞来的”的法律责任。
论紧急避险中对生命的法益衡量
??由一个案例引发的对各种观点的思考
齐汇 清华大学法学院
【案例】
甲、乙、丙三人在洞穴探险中，地基崩溃，洞口堵塞，但能与外界进行通讯联系。联系结果表现，挖开洞口需要20天，但三人所携带的粮食只够生活5天。于是，甲提出，三人抽签决定输赢，二位赢者杀死输者以其肉维持生命。乙、丙表示同意。对应否付诸实行，他们征求了救助人员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其后通讯中断，待第20天挖掘成功时，甲由于抽签失败而被杀，乙、丙以其肉维持了生命。
【法理分析】
上述案件实为哈佛大学的法哲学教授弗拉对英国发生的著名的里贾纳诉达德利合斯蒂芬斯（Regina v. Daudley and Stephens）一案所做的修改，原案为密里欧莱特号失事，三人在一救生船上漂泊，当他们都濒临死亡（in extermis）的时候，其中二人为了延长生命而杀死另外一人，将其肉用作充饥。他们提出一个紧急避险或强制(the defense of necessity or compulsion )的抗辩，但结果被否定了。此案中纠缠了太多复杂的因素，如我们应当如何认识紧急避险这一排除犯罪事由的本质？生命的价值是否可以量来衡量？人格的基本要素能否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现实的伦理道德认识之妥当性与刑法理论的完整性是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以抽签之方式决定生死与牺牲一个已经接近死亡的人的生命法益的行动在其内在逻辑构成、法律理念与外在法经济学价值分析中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抑或受害的犯罪成本和加害人的犯罪收益之间是否存在较大的悬殊？以上种种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张极为错综复杂的大网，刑法学的基础理论、人类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内在要求、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在面对此问题时的不同立场观点和分析视角、人类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导致对生命与死亡等观念的变迁等等因素在其中展开了激烈的抗争。正是这些情与法，法与理的冲突与对立使得笔者内心产生了极大矛盾之间的对抗，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与探索的激情。连续几夜之辗转反侧之后，鼓起勇气执笔宣泄，以表刍荛之见。
一、对紧急避险本质的思考
在现代世界各国刑法中，普遍对紧急避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对于紧急避险的本质，不同的法学流派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自然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自然法赋予的权利，是一个理性人将自己神圣的私权通过社会共同契约的方式让渡出一部分后，对个人生命、自由权利的捍卫，人定法不能剥夺，只能放任。功利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冲突法益不能两全时的客观上不得已的措施，不存在谴责行为人的根据，不应处罚。自由意志论者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行为人往往丧失意志自由，其行为与无责任能力人行为性质相同。我国通说认为，其本质在于，当两个法益相冲突，又只能保全其中之一的紧急状态下，法律允许了保全较大的权益而牺牲较小的权益。[1]而笔者认为通说之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并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保护的法益大于牺牲的法益就没有超过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还要看牺牲的法益是否为紧急避险所必须。[2]其次，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带有较浓的主观主义色彩，很多地方表现出行为无价值论的基调，注重行为之恶对社会伦理观念的影响与破坏。如果从报应刑主义出发，对行为人主观恶念进行非难，则可认为紧急避险是有害的，因此，在民法上行为人对于其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在刑法理论上，却应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在不得不丧失两个合法利益中的某一个利益时，不管是谁的利益，保存价值更高的利益才是理想的，正是基于对整个社会利益的考虑，紧急避险在刑法上才是完全成立的。[3]如果被保护的法益与被损害的法益之间具有同等的价值时，只能说这种避险行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著名法国刑法学家卡斯东•斯特法尼曾论述道：
“在发生冲突的利益之间两者价值相等时（例如两个人的生命），从社会的角度看迫不得已的违法行为可以在所不问，因为，社会并无任何利益去袒护这一生命，而轻视另一生命。有时人们也这样认为，‘迫不得已的违法行为’是一种‘超法规’的行为，刑法即不强迫人们作出牺牲，也不将英雄主义强加于人。”[4]
既然从整体上说法益并没有遭受损害，就不宜将此种类型的紧急避险认定为犯罪。在中世纪，教会与王权合一，在犯罪问题上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当时的人们认为：上帝赐予人以灵魂，灵魂是一种独立并优越于肉体的精神实体。基督教有一句格言：“行为无罪，除非内心邪恶”，法官的责任是“审判别人的良心”。奥古斯汀就明确地将犯罪原因归咎于人的恶的意志。同样我们从行为无价值论的角度，本着规范违反说也同样可以找到相同法益冲突可采用紧急避险的理由。迫不得已的违法行为之所以发生，并不是由于行为人具有反社会的性格，并不表明行为人有主观上恶的性质。因此，对行为人施加刑罚并无任何“改正”与“威慑”的实际价值，目的刑论的合理正当化依据，在此遭到阻却。综上所述，笔者赞同紧急避险的本质是避免现实危险，保护较大或者相等法益的这种观点。
二、紧急避险之刑法理论基础的探讨
紧急避险之所以被社会认可，可以从“紧急时无法律”这一古老的刑法格言中得到体现。这一格言产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其基本含义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所禁止的某种行为，以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5]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避险权只是一种假定的权利，而非真实的权利，并不能由此认为合法。他指出：
“所谓紧急避险权是一种假定的权利或者权限，就是当我遇到可能丧失自己生命的危险情况时，去剥夺事实上并未伤害我的另一个人的生命的权利。很明显，从权利学说的观点看，这就必定陷入矛盾。这种为了自我保存而发生暴力侵害行为，不能视为完全不该受到谴责，它只是免于惩罚而已。可是这样一种豁免的主观条件，由于奇怪的概念上的混淆，一直被法学家们视为在客观上也是合法的同义词。紧急避险的格言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在紧急状态下没有法律’。但是，不能由于紧急避险而把错误的事情变为合法”。[6]
康德为人们展示了对于同等法益避险权的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问题，认为紧急避险行为基于公平原则不受处罚，但却没有真正解决避险权在理论上的合理性问题。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从法的意义上肯定了避险权。从法而非道德上论证了避险权。黑格尔将刑法诉诸理性，认为存在即理性。其引入了法益比较原理，以生命、自由等这些更高的价值来论证避险权的合理性，认为其为生命、自由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权利。黑格尔指出：
“当生命遇到极度危险而与他人合法所有权发生冲突时，它得主张紧急避险（并不是作为公平而是作为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定在遭到无限侵害，从而会产生整个无法状态，另一方面，只有自由的那单一的局限的定在受到侵害，因而作为法的法以及仅其所有权遭受侵害者的权利能力，同时都得到了承认。”[7]
“生命，作为各种目的的总和，具有与抽象法相对抗的权利。一人遭到生命危险而不许其自谋所以保护之道，那就等于把他至于法之外，他的生命既被剥夺，他的全部自由也就被否定了。当然有许许多多细节与保全生命有关，我们如果展望未来，那就非关涉到这些细节不可。但是唯一必要的是现在要活，至于未来的事不是绝对，而是听诸偶然的。所以只有直接现在的需要，才可能替不法行为辩护的理由，因为克制而不为这种不法行为这件事本身是一种不法，而且是最严重的不法，因为他全部否定了自由的定在。”[8]
黑格尔将关于紧急避险的思想称为冲突理论，以法益的价值差异即法益衡量为出发点，实为刑法理论在认识这一问题上的进步。
对紧急避险的法理说明一直以来学界就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议。由来已久的是违法阻却说与责任阻却说。违法阻却说的理论基础是法益衡量说，认为如果侵害法益的行为是为了救济更高或者同等价值的法益，则该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其提出了两个原理，即优越的利益原理和利益阙如的原理。而责任阻却说在法理上的根据在于责任则却，其主要理论基础为期待可能性说，这种理论表现为一句刑法格言为“法律不强人所难”，即任何人都不受不可能事件的拘束。以上两种观点的对立在于：紧急避险是否具有违法性（当然这里的法是指的刑法）。根据责任阻却说，其肯定紧急避险的违法性。违法而不处罚，仅在于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阻却责任。我不同这种观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一种古老而朴素的正义观念。没有刑罚就没有犯罪，既然肯定了对紧急避险没有刑罚，就应当自然而然地否定其犯罪，而这与违法而不处罚的理论产生了矛盾。另一方面，用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无法解释行为人为了他人利益而采取紧急避险的行为的免责问题，同时也无法解释行为人为了保护较小的法益而损害较大的法益时，也可能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但却不能免责的问题。因此，这种观点具有其理论上的局限性。
我认为如果将法益衡量说理解为侵害法益的行为是为了保护更高或者同等的法益，违法阻却说具有其理论的完整性与合理性。德国刑法理论通说采取两分说，即将牺牲较小法益保护更大法益的行为成为阻却违法性的紧急避险；将得以损害同等法益的行为，称为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张明楷老师将其二者称为合法的紧急避险与放任的紧急避险。[9]诚然，如果肯定损害同等法益的紧急避险包括在法益衡量说的定义之中，我认为违法阻却说在解释这一问题上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没有必要采用两分说。但如果理论上不将损害同等法益的行为合法性纳入法益衡量说之中，则违法阻却说的理论在解释为了保护相同法益而紧急避险时，就会遭到阻却。综上所述，我认为紧急避险是一种违法阻却情形，也是一种正当化事由。这种正当性并非基于对行为人道德的评价，而是基于紧急状态下行为特殊性的一种法律评价。基于本文对法益衡量之本质的理解，即包括紧急避险行为是为了救济更高或者同等价值法益，我比较赞同违法阻却说。
三、能否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保护其他人的生命？
不同国家的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意大利学者杜里奥•帕多瓦尼、法国学者卡斯东•斯特法尼[10]、日本学者平野龙一等在此问题上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生命在法律面前的价值是平等的，用牺牲等价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是违法阻却的事由，此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德国学者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日本学者木村龟二和阿部纯二等持反对的观点，他们认为：
“任何法益均可因紧急避险的介入而做出牺牲。唯有相关人的生命属于例外，因为，人的生命价值是不存在差别的。在数人的生命共同面临危险，以及以牺牲一人来挽救多人，无不同样如此。”[11]
“生命、身体是人格的基本要素，其本质是不可能用任何尺度进行互相比较的，与此同时，社会生活是基于这样的人格者的结合而成立的，尊重保护人格是法秩序的基本要求，而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将人格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是法的本质立场。”[12]
同时我国的通说因采取紧急避险必须救济价值更大的法益，因此为了保全自己的健康或生命而牺牲他人的生命，都属于避险过当的行为。[13]
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兼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Posner)从法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对于此问题进行了较功利化的分析，他说：
“即使在通常意义上达德利和斯蒂芬斯一案中的交易成本不是很高，大部分人也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应有一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使其他人继续生存从而增加社会福利。如果可以证明出航前船员们同意在挽救其他人所必要的条件下由最虚弱者作出牺牲，那么在协议不得不被实施的情况下就将存在允许紧急避险抗辩的经济学理由。”[14]
但是，如果像本案中所阐述的那样，行为人采取抽签的方式，来决定由谁来作出牺牲。以传统的法理念我们自然会认为这是最公平的方式。因为持肯定说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人的生命的价值是相等的，无论贫富、长幼、男女、长相的好坏。抽签是通过合意，大家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共同让度自己基本权利后，所形成的契约。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处在危难中的人们相互残杀，直到有一方死亡为止的野蛮的局面出现，最终可能导致两败俱伤。我国著名法理学家江山老师在其著作中写道：
“在远古社会，当交易是必须的时候，当利益冲突的两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当人们凭经验得知与其相互夺杀，屠杀，流血，不如相互妥协对各自更有利的时候，契约就成了合理交易养资源的唯一出路。”[15]